任 楓
按 : 陈玉娘是几次代表国家到世界羽毛球冠军国进行访问比赛而打败世界冠军的人, 她荣当教练以后，她选拔训练的运动员，也频得冠军奖杯。其训练和得奖过程，現在由广西桂林作家协会成员任枫的六篇访问记中，有所报导。這是其中第二篇, 尚余四篇會將陸續報導.
访记归侨、羽坛名将张光明陈玉娘伉俪 昔日异邦羽坛的金童玉女
1943年，张光明出生在印尼桫椤市一个偏僻小镇里，到了读书年龄，为了让孩子懂得并恪守中华文化传统，身为华侨的父母要他每天乘坐单程一个小时的火车来到桫椤市区的华文学校来读书。 每天的回程列车是傍晚7时才开，学校又是实行半天制课时制，好动的天性驱动小光明将其间的空闲时间用于打羽毛球。
印尼堪称羽毛球之国，此项体育活动在该国非常普及盛行，街头巷尾的每一个小有空闲的地段，都会见到有人拉上一根绳索代替球网，当作球场在打羽毛球。那些人口多，经济条件不太富裕家庭的孩子，往往是用一个木制球拍开始练起，等到球技大有长进时再买正规球拍打球；一些家长会选择在孩子入学的时刻或是孩子入学当年生日，购买一幅正规品牌的球拍给孩子作纪念礼物，许多孩子童年的美好记忆里，几乎不约而同地都是：得到球拍的当晚，他们是搂抱着球拍进入梦乡的······。
小光明此时已获得父母赠送这一珍贵生日礼物的资格，在学校读书的时期里，他已经是该市球会里小有名气的少年球手，这一天，小光明训练的球会训练场里出现了一个小女孩的身影，一双大大的眼睛，瘦小的身躯使得她手中握着的球拍显得特别超长超大；她就是刚刚9岁的陈玉娘，也是凭借一副木制球拍、在街头小巷拉绳为网、球技大有长进后成为球会成员的。 小玉娘进入球会便带来一股“魔女”旋风，每次练球专与男队员对垒，有时还是她单人对两个男队员或要求对方加大掷球频率；对手轮换下场她却从头打到收场。男队员中不乏与小光明一样年纪的少年，难免小有几分顽气未泯，或是遇到老是输球给小玉娘感觉有点丢面子；或是觉得累不愿与她对练时，就会采取凶她或奚落她的做法；弄到小玉娘委屈地不停的落泪时，这些少年又忍不住表现出一种“幸灾乐祸”般得意。
每逢这时，总是小光明挺身而出，一边劝阻伙伴们不要“欺侮”小妹妹；一边表示自己愿意为她陪练。几年后、十几年后、几十年后，玉娘都是这样对采访者说：“只有光明哥从来没有欺侮过我！”。 有一次，小玉娘因贪恋练球回家晚了，父母充分显示了严父慈母的本色——母亲流着眼泪数落、父亲用鞭子将她抽打了一顿，除了怕她误了学业的原因以外，毕竟当时的社会治安不是很好，一个女孩独自夜间在外奔走，父母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这件事被小光明知道以后，逢有训练和赛事，他就在市区一个亲戚家留宿，每次都是他脚蹬自行车去接小玉娘外出，赛事或训练结束后又护送她回到家里。几年后、十几年后、几十年后，玉娘还是如此说起：“自从有了光明哥的的陪伴，父母放心给我去练球了”。
两位少年如此美好的童真生活持续了有4年左右，洁白的羽毛球成为维系他俩纯真少年友情的纽带，同时砥砺了两人球技的进步，1960年，13岁的玉娘获得了本市少年冠军和中抓哇省的女子冠军称号，光明与玉娘组合则取得了全市混双冠军，这对羽坛金童玉女的名字和身影，至今被当地民众熟悉和铭记。（待续） （采访回放）：向玉娘大姐问起少年时的光明哥用自行车接送她的情节时，开始我误以为每次都是光明将她搭载在车的尾架上同行。她说：不是啦，不是啦！他家8个兄妹（光明是老三）和我们家11个兄妹（玉娘排行老八），尽管我们两家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但当地每个孩子到了开始读书的年纪，都是有一辆自行车代步，从来不需要两人或三人搭载一部自行车的啦。她说的是1960年离开印尼前的情况。
而在中国，直到上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各城市里的青年情侣坐在一部自行车上或是孩子坐前杠，妻子坐尾架上，成为城市的一道景观；而当时市民有的是因为经济条件不足、有的是有钱也买不到车（凭票供应）而无奈卷入这一景观潮流中的。各地也同时采取了“禁载”举措，对市民解释“禁载”的理由是：搭载增加了不安全因素。倒是市里的军代表作报告时说道：帝修反在海外刊登在国内偷拍的照片和文章，攻击我们中国因为穷，所以才出现几个人合骑一架自行车的现象；所以我们要在大街上消灭自行车搭载，不能给社会主义祖国抹黑！
今天，我们是用发展消除了贫穷落后，当年用遮盖手法掩饰贫穷落后的做法已经成为历史。其实包括英美国家在内，从贫穷落后走向发展、走向发达都有一个时代的历程和痕迹，卓别林的电影作品里，就真实地折射了自己国家和民众的这一旧日历程和痕迹，他的政府并没有给他扣上“揭露”或“攻击”之类的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