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达的陈年往事
── 阿保──
── 阿保──
新中国建国以后,先达市和印尼其他大中城市一样,都掀起“红蓝”之争。争夺的焦点,往往集中在当地的华文学校。先达市尤其争得激烈,因为自日寇南侵,先达市是当时从国内南来的抗日知识份子的重要基地,培育了很多抗日华侨青年,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那批青年自然成了拥护和支持新中国的一股力量。
抗战其间和先达有密切关系的,有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任驻印尼大使的王任叔(巴人)和作家胡愈之、郁达夫等等。正因为有以上关系,五十年代时,先达“红”的力量很大,北归升学的学生也特别多,因此而曾被誉为印尼的“小延安”。
华侨两股力量争夺华文学校控制权的斗争,最得益的当然是当地的政府官员。这就好像海峡两岸前阵子为争夺中小国的“邦交”那样,最得益的是那些芝麻小国的高官。半个世纪过去了,侨生们都“醒”过来了,如今我们相互调侃:“红”媾“蓝”早已成了“乌青”(“瘀”成紫色了)。不是吗?当年回内地读书的早已去日月潭阿里山看日出;在台北读书的也去游漓江爬九寨沟了。近三十几年,先达人大量移居椰城和泗水两个大城市,在那里的“先达老乡”组识了“先达会馆”之类,成员早已不分“红蓝”,懂得同舟共济了。
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斗争”,也确实很好玩。争得最激烈的是当时的“中华学校”,数度易手。当争夺学校控制权的斗争尘埃落定以后,两股力量就把“斗争”焦点,转移至一年一度的印尼国庆游行和春节的舞龙舞狮。每年印尼国庆,市政府组识大游行,“蓝”营出动“童子军”,敲着军鼓吹军号,滴滴答答;“红”营就出动“腰鼓队”,乒乒乓乓咚咚锵。街道两旁站满观众看游行,整个城市像开嘉年华会那样。市政府官员除了有面子,荷包也有进账,因为两派必然争排位先后。又是鹤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局面。
而春节两派的舞龙舞狮,那是关乎面子和“红包”的事。因为刀枪棍戟出齐,火药味十足,军警就真要出动维持秩序,不让两支队伍出现在同一条街才行。
我升读中学时,“华侨总会”在当时还属“郊区”的班年街建了先达“华侨中学”,附属有供附近市镇学生留宿的“学生宿舍”。因为郊区自来水不足,“华总”还给我们掘了自流井。可惜66年事件以后,学校给霸占,听说把我们的课室给拿来做羊栏。如今就算可收回,都不如建过一座新的更合算了,此实是华侨华人居人篱下的宿命也!
抗战期间在先达一带活动的巴人(王任叔),1946年在先达市做报告
日寇投降初期被日寇杀害灭口的郁达夫先生
1951年的中华学校-现称“苏丹阿贡”学校
1956年的初中毕业甲乙班
侨中第一届高中班(高一组)1956-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