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达的陈年往事

      新中国建国以后，先达市和印尼其他大中城市一样，都掀起“红蓝”之争。争夺的焦点，往往集中在当地的华文学校。先达市尤其争得激烈，因为自日寇南侵，先达市是当时从国内南来的抗日知识份子的重要基地，培育了很多抗日华侨青年，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那批青年自然成了拥护和支持新中国的一股力量。
      抗战其间和先达有密切关系的，有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任驻印尼大使的王任叔(巴人)和作家胡愈之、郁达夫等等。正因为有以上关系，五十年代时，先达“红”的力量很大，北归升学的学生也特别多，因此而曾被誉为印尼的“小延安”。
      华侨两股力量争夺华文学校控制权的斗争，最得益的当然是当地的政府官员。这就好像海峡两岸前阵子为争夺中小国的“邦交”那样，最得益的是那些芝麻小国的高官。半个世纪过去了，侨生们都“醒”过来了，如今我们相互调侃：“红”媾“蓝”早已成了“乌青”(“瘀”成紫色了)。不是吗？当年回内地读书的早已去日月潭阿里山看日出；在台北读书的也去游漓江爬九寨沟了。近三十几年，先达人大量移居椰城和泗水两个大城市，在那里的“先达老乡”组识了“先达会馆”之类，成员早已不分“红蓝”，懂得同舟共济了。
      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斗争”，也确实很好玩。争得最激烈的是当时的“中华学校”，数度易手。当争夺学校控制权的斗争尘埃落定以后，两股力量就把“斗争”焦点，转移至一年一度的印尼国庆游行和春节的舞龙舞狮。每年印尼国庆，市政府组识大游行，“蓝”营出动“童子军”，敲着军鼓吹军号，滴滴答答；“红”营就出动“腰鼓队”，乒乒乓乓咚咚锵。街道两旁站满观众看游行，整个城市像开嘉年华会那样。市政府官员除了有面子，荷包也有进账，因为两派必然争排位先后。又是鹤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局面。
      而春节两派的舞龙舞狮，那是关乎面子和“红包”的事。因为刀枪棍戟出齐，火药味十足，军警就真要出动维持秩序，不让两支队伍出现在同一条街才行。
      我升读中学时，“华侨总会”在当时还属“郊区”的班年街建了先达“华侨中学”，附属有供附近市镇学生留宿的“学生宿舍”。因为郊区自来水不足，“华总”还给我们掘了自流井。可惜66年事件以后，学校给霸占，听说把我们的课室给拿来做羊栏。如今就算可收回，都不如建过一座新的更合算了，此实是华侨华人居人篱下的宿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