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贵定县工作
我居住的小县城按我弟弟的说法，就像东莞的樟木头那样，可见其规模之小了。贵州地处西南一隅，山多地少，历来粮食不能自给。
近年来，贵州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很大成绩，铁路，公路及航空交通都有了很大改善，但其国民生产总值落后于全国各省，我居住的小县城财政收入几乎位居全州末位。
我一從大学毕业，就分到这个小县城工作，至今已足有三十八年了，它的每一步发展，每一次的经济起伏，都亲眼目睹，也与它息息相关，我和全县人民都对它的发展倾注过心血。
是的，这个小县城与二十多年前相比，可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是它的经济发展速度现阶段落到全州的末位了。我爱这个小县城，盼望它能克服种种困难与存在的问题，掀起新的经济腾飞。
记得刚分到贵定县工作时，我是十分不情愿去报到的，因为按照我学的专业是为城市人民服务的，由于处在文革时期，自己属于黑“六”类（当时只有黑五类，侨生不知属那一类，故而妄称之），只好忍气吞声去了。
遵照县革委会的派令，跑到我工作的单位县蔬菜公司一看，公司办公地点设在一栋年久失修的三层砖木结构的楼上，楼梯，办公室和走廊的地板踏上去颤悠悠地令人心惊胆战。每次上班都是担惊受怕，就怕有一天踏上去会塌下来连人掉下去。时间长了习以为常，也就不再心惊肉跳了！
我的工作是到县城城区蔬菜队了解蔬菜生产情况和估计各品种蔬菜每月上市数量，以便做好市场供应。
工作不到两年，修建湘黔铁路号角吹响了，上万人马汇集贵定县铁路修建沿线，蔬菜和副食品供应登顿时紧张。要知道，那时没有自由市场，全靠国家供应，副食品如豆腐和粉条顿时紧俏，蔬菜公司成了各铁路建设大军趋之若骛的部门了！
我每日里尽管跋山涉水地往蔬菜地里跑，虽然辛苦却自得其乐，既可锻炼身体，又能自由支配时间，只要掌握好蔬菜生产与上市情况就可以交差了。
我最喜欢在初夏季节往山坡上的菜地跑，找一处树木葱郁的向阳坡地，躺在草地上，仰望兰天白云，下瞰青绿的蔬菜地，还有那远远的红瓦屋顶的县城小景，多么安逸呀！
在这段不长也不短的时间里，有几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当时，有一段时日不论男女老少大跳特跳“忠”字舞，每逢毛主席新语录一发表，不论白天晚上，无论那一派都纷纷组织人马上街游行高呼口号，大放炮仗，那口号声与炮仗声响彻云霄，深夜时不知惊醒了多少梦中之人！久了，也就习以为常了。
另一件事，至今给我留下深刻的烙印。那是县里传达有关林彪叛国沉戟外蒙的大会，商业局领导把我叫去，很无奈的告诉我省里的指示，我不能参会，但“黑五类“的子女却能参会，真叫人啼笑皆非！
六十年代时期，我们州里共有六零年回国的侨生三十多名，分别在沿黔桂线二县及一州所在地，以州所在地人数为最，贵定县为末；当时，贵定县共有四名侨生，唯独一名巴中生，另为中华中学，棉华中学，三男一女，一男一女结为夫妻，在县医院工作。一名在县一中教书，我在蔬菜公司工作。
处在文革时期，归侨被疑为“特嫌份子”，“里通外国份子”，政治上靠不住有“海外关系”的人，所以大家的心情很压抑。到了七十年代，细算一下，全州留下的侨生只有九名，州所在地五名，贵定县一名未走，全州有两名调往外地外，其他统统随着出国人潮到了香港，从新披荆斩棘开创新生活。
我县留下来的四名侨生，先后成了家，生育了子女，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工作，给县城人民留下了好印象。
就这样，平平淡淡地一晃眼迎来了“四人帮”倒台，邓小平重新上台的时代。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对全国人民而言是个好日子，因为从此以后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全党工作重点，给全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各项建设突飞猛进，一部分地区繁荣昌盛，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对我而言，不仅由此而来感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而且在那年也改变了我的人生旅程。那一年底，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次年，我被借调到商业局上班，参加落实政策工作。具体办理复查案件人员共三名，我们先从右派改正做起。
后来渐渐涉及三五反案件，以及各类解放以来直到文革结束的各类案件。我在商业局工作一段时间后，县落实政策办公室将我借调过去。
当时，县城里市场供应开始好转，可以在每星期的赶场天向到城里赶场出售农产品的农民买到鸡，蛋和猪肉等。随着改革开放步伐加快，市场逐步的呈现繁荣景象。文化市场也打破了万马齐喑，单一色彩的景象。
开始，“伤痕文学”铺天盖地的出现在各类文艺刊物上，受到普遍的欢迎，各种外国文学名著也恢复出版；随着政治气候的起伏，影响到各个方方面面，“伤痕文学”逐渐从刊物上消失，市面上出现了大量外国侦探与惊险小说，港台武侠与言情小说风行全中国，人们似乎愿意沉浸在那童话世界，那虚无缥缈的爱情海洋里。
在县落办接触的案件范围更广泛，有一般老百姓的案件，也有领导干部的政历问题的复查。站得高了，也就看得远了，接触的人员也都是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这对我今后的人生旅程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这一段时间，中断了整整十年的大学招生恢复了，大家从过去种种咒骂批判科学文化的恶梦中清醒过来，意识到科学文化对发展经济建设的重要性，重新检起了课本，认认正正的上课读书。
转眼间在县落办工作了六个来月。有两位熟人在县委机关工作，他们向县纪律检查委员会举荐我，县纪委的领导正好又是县落办的负责人，故而一拍即合，但事情到了组织部却卡住了，说我是技术人员，应按专业归队，气得县纪委负责人瞪眼吹胡子，无可奈何。
这时，正好邓小平提出“加强公检法”，要从县直各部门抽调一批德才兼备的人员充实政法部门，在这种形势下，加上熟人帮忙，我就意外地调入法院工作。
一到法院就把我安排到刑事法庭，为了办案需要，不久即任命我为助理审判员。就这样，我的人生旅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历史把我推上新的起点。
贵定县政法部门在“阶级斗争为纲”的长期影响下，大都由警校毕业生与出身好，文化素质低，办案能力差的复员军人，农村干部组成，这次“加强公检法”调入的人员大都文化较高，年轻有为的干部。然而旧意识的习惯势力的影响不容忽视，加上政治体制的影响，调进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种状况才得到很大改进，对进入“公检法”人员的学历规定了一个门槛。
提起文革时期，曾经大事鼓吹“白卷英雄”，大叫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修正主义的苗”，知识分子遭殃，专家学者进牛棚，科学文化被扫进垃圾堆里，生产发展也被搁置。那时，中国几乎濒临毁灭的边缘！
本来六十年代是亚洲经济发展腾飞的关键时期，而中国却陷入“内乱”时期，经济大滑坡，人口大发展！
我到了法院，算是唯一的一名具有大学本科学历的人。那时，县法院下设五个区法庭，院机关内设刑事，民事，办公室三个机构，不久又增设经济审判庭，而后随着社会发展，增设了行政，执行，立案，审监等各庭。
不久，法院开始了复查案件的工作，刑事审判庭把它当着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我办理了几起重大的反革命案件，发觉当时办理案件比较不规范，证据材料不充分，又加之政治上的需要，平反了一批案件，还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为了有法可依，依法办案，执法必严，中国先先后后颁布实施了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等法律法规，由此规范了办案程序与判定依据，中国逐步走上了法制化，由人治走向法治。
转眼间，我在法院工作了十二年有余，职务也有了升迁，当上了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事审判庭庭长，并将迈上又一个新的台阶。
就在九二年七月，突然间上级法院主要领导找我谈话，向我交了底，组织上拟提拔我当副院长，不久将来接替老院长担任一把手。
这时，使我想起八四年时全国实施领导班子“四化”的事。当时为了中国建设的需要必须有一个“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的人员组成各级党政部门领导班子，带领人民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家园；我作为一名大学生，也被列为考察对象。其结果也许“海外关系”和其它什么原因，反正至今我也不明白，我没被选上，仍然干我的审判工作。
想不到时过境迁，就在九二年七月县人大常委会任命我为县法院副院长，次年四月一日经县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当上了县法院院长。
我被选上担任院长后，老院长不愿退休，仍然占着党组书记的位置，经县里多次做工作，他才十分勉强退下来，我也就被任命为中共贵定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当上了党政一把手后，身份与地位发生了变化。是喜是忧，是好是坏，心里难于平静。为何这样说呢，以后大家会明白的。
为了便于工作，经组织上同意，调整了县法院领导班子，调出一名原副院长到其它单位，又从外单位调入原法院干部L当副院长。当时我没想到调入L会给我以后的工作埋伏了危机，自己给自己带来了很多麻烦。
组成了新班子后，我便着手法院内部的改革。多年来，全法院一年案件总数不超过五百件，结案率不超过百分之九十。我在法院工作多年，深知其中的弊病，主要原因就是吃大锅饭，缺少奖惩制度与激励机制，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
经我提出，领导班子一致同意，制定了办案奖惩规定和一系列制度。我上任第一年，当年全院结案数达到七百多件，结案率也达到百分之九十五。此后，结案数逐年上升，结案率也达到百分之百。
开始两年法院工作比较顺利，领导班子也配合默契；后来为了一件小事，正副院长之间出现了一丝裂痕。九四年底，我们为了完成最后一个区法庭办公楼建设的任务，研究决定由我抓这一工作。我不好推辞，勉为其难地负责基建工作。
当时每一个单位只要有基建项目，建筑部门就会主动上门联系，他们为了承包到工程不惜行贿。这项工程项目造价一十二万元，大家一致同意给一个建筑包工队承建。工程完工后，我们拟在办公大楼前面修门面当围墙，一举两得。
为了解决资金问题，我们拟找一个承建人出资修建，建成后出资人享有一定年限的门面出租权，以抵偿他付出的费用与获得一定的利润。
正当我们要找人承建时，L却早已找人修建，并慷慨答应给人家三年半的门面出租权，大大地便宜了出资人。当时我看到有人抢着管了，我何乐而不为，就撒手不管了。
后来我才晓得，L以为我在基建中捞到好处没分给他，忿忿之下才自己找人，以从中谋利。这就是我不善为官对官场诀窍矇懵不知，不了解有人当官会公然去谋私，总以为为官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此，我发觉和L的关系不那么融洽了。
但我不去管它，只知抓全院工作，谁知L却一有机会就搞小动作，有意把矛盾激化。这事且放下不说。
每年一次县人民代表大会审议“一府两院”（即县政府县法院县检察院三家）的全年工作报告，时间一般安排在每年的三四月份。我作为院长要上台向全体代表报告工作，接受他们的监督和评议。
自从担任领导职务后，因为工作关系，经常与各部门领导接触打交道，下乡检查区法庭的工作势必要找乡镇领导，征求他们对法庭工作的意见，还得请他们支持区法庭的工作，帮助解决法庭遇到的困难。
就这样一来一往，那时的风气免不了吃吃喝喝。说实话，一开始我对因工作需要去应酬很不习惯，极不情愿，但时间长了才慢慢适应。在交往中我发觉不少党政领导干部与我同感，都厌烦这种应酬而又不得不而为之，奈何！
大家都知道，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各级党政领导都抓经济发展，大搞招商引资工作，结交不少财大气粗的私人企业主。
我县地处云贵高原，来这里洽谈投资意向的大多来自东部沿海地区，有真具实力的老板，也有借投资行诈骗之徒，不一而足。
经济落后地区极希望能改变落后现状而尽快富裕起来，这是政绩，对大家都有好处。我县有两名来自福建搞养殖业的投资者，为了博得县领导的信任，不惜工本请他们到福建游山玩水，看他们的所谓水产养殖业（其实是别人的），博取信任后，取得了政府财政的无息贷款或政府担保的银行贷款。
这些人贷款一到手有的携款溜之大吉，有的想借鸡生蛋拿贷款搞项目投资，但一看赚不到钱，丢下未完的项目烂摊子，携走余下的资金跑了，给县里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一开始各级党政领导与老板们交往是为了引资，发展到后来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味了，有的变成相互利用，共谋利益的关系。在官海中浮沉，真有说不出的滋味！
一九九七年，在省州两级法院多次催促下，我们只好在修建一百二十余万元资金未到位的情况下只好硬着头皮上马。
为了制止建筑行业行贿风气，专门制定了凡属财政拨款二十万元以上的基建项目必须进行招投标，由招投标领导小组评定得标建筑企业。根据参标单位的资料我们提出由一级建筑公司施工以保证工程质量。
在县政府省州两级法院的支持下，县法院建筑面积两千五百多平米的综合审判大楼终于挺立在贵定县城！
副院长L办了摩托车驾驶执照向单位报销费用，因违犯财务制度我不给报销。这次借县法院修建办公大楼之机，认定我一定捞到不少好处，因而心里多年积怨一下子爆发出来，在法院干警中到处说我有经济问题，在干警会上公然对我进行漫骂污蔑，企图在临近换届时把我搞臭。
那知县里早已了解情况，在我任职满五年进行换届选举时，我又一次当选院长。
我第二次当选县法院院长的那一天晚上睡觉时，不知为何感慨万分，老是浮想联翩，往事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在脑海里映现着……
六零年七月二十三日，我们一批学生满腔激情乘《美上美》轮，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第二故乡，奔向北方祖籍地－－中国，来到了广州华侨补校。在等待分配的时候，主分配地贵阳来的同志播放了介绍贵阳的风光影片，记得当时有同学问：贵州人是否长尾巴？在场有不少小同学哈哈大笑起来。笑归笑，不过大家对贵州的确知之甚少。当时除主分地贵阳，还可去南宁，昆明市，有亲友的可去投靠，我的大哥在北京读书，本可到那里，但我跟弟弟讲：算了，还是服从分配吧。就这样我们来到了贵阳。
由于回国前我不了解国内的情形，到了广州后，我才知道中国正处于粮食困难时期，但到贵阳后，因学校未开学，先住在省政府第二招待所，天天顿顿有各种肉食品吃，菜肴丰富。大家吃得很好。
到了学校又受到半年的照顾后，开始过上与国内同学一样待遇的生活，很多同学过不惯，有的情绪不安定，而国外亲友也知道了，家境好的就纷纷通过香港邮寄罐头猪油，肉，糖等各种食品过来。随着时间的退移，慢慢地大家也就适应了这种艰苦的生活。我在贵阳六中读书时重读高二，由于思想单纯，听领导的话，成了"otak merah"的学生，一直到大学毕生分配时，仍然守规矩服从分配来到了贵定县。
在贵定县我还是那样按规矩办事，从不会机动灵活处理人与事的关系，以致有人说我老实，也有人说我清高自大，褒贬不一。在法院就是这种性格，引起一些领导的误解与不满。
有一次，时任法院院长的儿子犯流氓罪由检察院起诉到法院来，别人避之不及不愿意接案，庭长把案子交给我，我却坦然接下来，而且不管一位副院长的提示，依法处理，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这样一来我同时得罪了两位院长，以致一直到后来因缘巧合才被提为副院长，时年已五十二岁了。
俗话说：五十知天命。但正如很多侨生一样我们都缺乏政治头脑，政治嗅觉不敏感，一遇到政治上的东西阿，有时会像小孩子一样茫然不知所措。所以在我任期的五年中肯定上上下下得罪了不少人。细想一下，果然被我想起几件事。
第一件事好像发生在九五至九六年期间，经济审判庭受理了一起经济纠纷案件，一名私营企业主诉告本地卷烟厂的五七工厂拖欠货款，要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还返所欠货款，并要求诉前保全，依法提供了担保。
经审查，该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便依法查封了该厂的银行帐号，冻结了其存款。那知案件尚未审结，州委常委州政法委兼州纪委书记罗某来到县政法委，把我叫到那里，问都不问一下案情，就指责我查封五七厂的做法错了，命令我马上撤销查封该厂的银行帐号，解冻其银行存款。如我不按其命令办的话，要全州通报我的“错误”。
当时我既气愤又莫名其妙，这么一个小案件乍会驚动州领导呢？他怎能粗暴地干予法院独立办案呢！我顶住不予理睬。不久，烟厂主动为其五七厂担保，我们便解冻了该厂的银行存款。该罗书记也未通报我。事后我才搞明白，原来五七厂负责人的姐夫系罗的顶头上司！因为得罪了罗，在当年评我县法院为全省优秀法院时，被罗一人否决了。
第二件事是民事审判庭受理一起离婚案，在审理该案时，县人大一位副主任受该案当事人一方请托找民事审判庭庭长为其说情，被我知道后，我指出应依法办案，不能徇情枉法。结果案件依法判决后，我就得罪了那一方当事人的哥哥－－县经贸局局长李某与那位人大副主任，他们后来在人代会上多次向我发难！
第三件事是为一起刑事案件处理，因该被告人的主管部们领导不满处理结果，把我告到中级人民法院了，说我包庇被告人。中级人民法院来人调阅了该案所有卷宗及审委会的讨论记录，知道是根据中院主管庭的意见改轻的，不是县法院徇私舞弊枉法裁判。
事情很清楚，但为何人家要告我呢？此事我至今弄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那一晚我直到凌晨才迷迷糊糊睡着了。第二天醒来后，头昏沉，很不舒服。因为新大楼未进行内部装修，又缺资金，只好摆在那里暂时无法使用，还在老办公楼里上班。我每天上班都步行去，来回要花四`五十分钟。这一天我上班迟到了，干警们见了很奇怪，破了常规，可以说是破天荒第一回。
当上院长非我本意，在上一届任期内遇到的种种事情令我灰心，想到自己年已近五十七岁了，感到思想方法跟不上时代潮流，适应不了当前的社会风气，弄不好会栽跟头犯错误，那才划不来，于是向分管县领导表达了自己的心意，但州委没同意，仍要我连任，不得于，只好担继续当起院长的责任来。
正当自己胡思乱想的时候，一位朋友来访。说来意外，我和他还是在一次无奈的酒席上认识的，后来却成了莫逆之交无话不谈的朋友了。我同情他，也理解他现在无奈的心情。他原来在州歌舞团工 作，爱人是一名歌舞演员，长得一付漂亮脸蛋和身材，傍上州委主要领导，被安排到外县挂职，他被弄到贵定县一个乡当副乡长后，他爱人提为州某局当副局长，而他却一直留在我县工作，而且两人因此离了婚，他一人孤独地生活在乡下。
我一直担心的事终究发生了，而且来势汹汹，大有不把我治罪决不罢休之意！
事情得从我担任副院长时说起。那时，党组会议决定我分管刑事审判庭与办公室工作，在接手办公室工作时，原分管副院长移交给我一个存折，说是院里收到的所有予算外收入单独存在这个存单里，留作其它用途开支。我翻开存单一看，上面原有百余元，这位副院长报去百余元的就餐费后，只剩几毛钱了！
当初，L在行政庭任庭长，与该副院长关系密切，据传，他们从某银行得来赞助费后私分了大部分，只拿一小部份交公，留作“小金庫”。是耶，非耶，反正也没人去查。后来因多种原因，原来的老领导折散他们两人，借故将L调离法院了，而我偏偏把他由外单位又调回来了，最后组织上为了支持我工作，又把他调出去，L为此大为恼怒，加之原本就对我十分不满，他为人又狭隘，报复性大，一直在伺机报复。
这次借换届被调离后，利用其姐担任县审计局局长的职权，以审计局的名义把县法院列为今年财务审计的对象。
本来审计局每年对县属一些部门的财务进行审计系正常工作，也符合上面的精神，所以开始时我也不以为然，安排财务上的同志给他们提供便利，协助搞好审计工作。
这时，州法院通知招开全州院长会议。我到州法院后，发觉各县市来的院长除邻县来的是老院长外，其他均为新当选的院长。我悄悄问州院政工处的负责人，K县原院长为何落选了？他告诉我那位院长因经济问题被调到政协当副主席去了。
接着他问我：你们县审计局来人调阅九七与九六年两年诉讼费收据存根，为什么事啊？我告诉他是例行公事。他好似放下心吁了一口气。会议开得短，半天就结束，主要是州院院长给大家鼓鼓劲，敲敲警钟并提出下步的工作要求。会议一结束，我马上赶回去。
我感到县审计局的做法有点不寻常，因为他们的通知上明白讲的是只审计九七年的怅目，难道我院财务上真的有问题？莫非......我摇摇头，不知所以。
回到院里后，会计员悄悄告诉我，审计局查怅的人讲，出纳员不是贪污就是挪用现金数万元！这信息把我吓一跳！看来我失职了，下面的人贪了污我都不知道！但后来又查出二万多元现金光有收入单据却无现金收入上帐，显然被已退休的老会计挪用了。
但事情不是这样认定，倒变成了是我指示出纳员将那两笔现金转入“小金库”，他们还宣布要扩大审计范围。当时我恼怒万分，向他们说，你们应该一直查下去，查到法院复院后的帐，因为那时是L当法院的会计兼出纳。有人告诉我，出纳员私拿公章盖了一个证明，内容是说那两笔钱是按我的意见转入“小金库”的，我这才幌然大悟，为何他们敢于这样说我！
原来出纳员趁我到中级人民法院开会时假传“圣旨”说我同意盖上章的，气得我骂了秘书一通。事情应该说很清楚的，那一笔六万多元是出纳员贪污的，而另一笔二万余元则是老会计挪用的。为什么会变成我的事呢，原来那个出纳员是L的亲戚，他们来审计的目的是要整我，所以把别人的问题变成了我大量挪出诉讼费转入“小金库”的违反财经纪律的重大问题！其依据呢，仅仅就是有问题的两个财会人员的所谓证词而已。
这样天大的笑话竟然出现在法制的国家里！我决定提出复议要求。为了慎重从事，我先向分管的县委副书记汇报。那位副书记安慰我说：他们在县委常委会上做过汇报我都不相信。
他接着说算了，不要去复议了，本来是小事情，闹起来上面以为吊到什么大鱼害的我县劳民伤财，查下来其实不过是一件小事吧了。为何这样说呢？因为我是副县职，上面规定凡县团职人员的案件属大要案件。后来我一了解，原来出纳员与L共同亲戚是贵定县的私营企业大款，找了这位副书记求情，请他做我的工作，不使我把事情闹大了，其结果会使那出纳触犯刑律。
而审计局那位局长也偃旗息鼓，低调地做了处理意见，事情不了了之。我的确有失察之责，并且在我任内是设有“小金库”的，应负领导责任，加之我也有私心，想到我的子女还在本县工作，不要逞一时痛快，得罪了人后害自己子女背罪！因此，我也就不再多说什么样了。
不了一波才平一波又起。
县人大常委会提出书面质询，要我院就受理县工商银行要求依法收回农村棉布赊销贷款的本利一案作出答复。早在前二年我院就受理了县工商银行要求收回农村棉布赊销贷款的诉讼请求，他们附上了中央，省州有关部门的文件，文件中都明确了贷款与利息必须收回，当时全省各县法院都在进行此项工作，有的县还开展的轰轰烈烈，成效显著还因此受到了表扬。说来我县法院开展此项工作还慢了一步呢！
当然，棉布赊销发生年代早，是五十年代的事，也许那时没有讲清楚，有的人以为是政府无偿供给，现在突然间说是作为贷款发放的，心里想不通不愿还贷款，还提出了意见，由此带来了县人大常委会的质询。
我亲自提笔，依照有关政策规定说明依法收贷的依据，并特别讲明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只受象征性的诉讼费，利息方面经与银行商定，少收或不收，依理依据的写了三篇纸的答复交到县人大常委会。事后，县人大常委会提出，从社会安定的要求出发，请我院停止依法收贷工作，经银行同意，我院就放下了这个案件暂时不办。
在县人大对我们依法收贷提出质询的同时，上文提到的县经贸局局长李某在人大会议上趁机兴风作浪，告我在一次受理一家企业催收货款案件时额外多收7%的费用。这显然是弥天大谎！
这案件是以前办理的案件，当时还是那位李某出面通过县长把我请到县长办公室，当着县长的面提出要求，因该厂有困难，需要法院支持先预以受理案件，诉讼费以后再说。县长征求我的意见，我考虑到该厂的具体情况，提出：案件可以先受理，诉讼费问题可以从追回的货款中按7%提起费用作诉讼费，追不回的就免费服务，以减轻工厂的负担。
这本来是法院为民服务的具体做法，殊不知李某竟颠倒是非，反污我院不对，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大大小小这类事情有时是会发生的，我也习以为常了，我的性格也随着时间的消失慢慢变了，有时也不再那末坚持原则，能马虎过去就马虎处理了。我坚持一个原则，只要发现有的干警可能会出问题，就马上将他调离，以免他继续下去犯错误，到时不处理不好，处理了又得罪人，而且很可能得罪一大批人！但是，有时候事情的发展并不如我所想象的那样。
记得就在处理完上面说的两件事不久，有人反映执行庭副庭长乱收费不交公的现象，经查，确有其事，但证据不好获取，无法处理。于是在党组其它成员多次提议下，我想何妨先将他不免职调离该庭到城关法庭工作一段时间，再按程序办理任免手续。
我没想到的是他以为我整他，因为他原来与L打得火热，曽经跟着L一起闹，想搞臭我，因而认为我借机整他，便四处告状，他的姐姐与姐夫也同时发难，他姐夫又是有职权的人物，而恰好我们的做法上又违反“地方各级人大组织法” 的规定，加上那位副主任的推波助澜，我被迫在县人大常委会上作检查，收回我院发的内部文件，该人仍留在执行庭工作。
后来，他受一位诉讼委托人的邀请到歌厅玩时嫖娼，被公安机关现场捉获，罚了款。此事通到法院，法院正拟对其处理时，他见机不妙，立刻提出退职申请，法院也就顺水推舟同意并上报县委组织部批准，得了一笔退职费。这样他就自谋生路去了。这是后话，是发生在我退休以后的事了。
发生了这些七七八八的事情以后，我心灰意冷，同时也感到不知所措，看来自己为人处事的方法已落伍了，无法适应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型人际关系与社会潮流了。你看，人家当官轻松自在，工作有副手搞，吃喝玩乐跑前头，为人八面玲珑，谁也不得罪。
而我呢？样样事情亲力亲为，生怕工作搞不好对不起人民代表对自己的信任，也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团结。目前，自己的身体健康也出现问题，感到心力交悴，便想趁此机会休养一下，向县委领导请了病假，在家休息，同时好好总结一下上任以来的所作所为，以便决定自己的下一步人生道路应该如何走下去。
在家休息期间，我想起了很多的往事，特别是回想起来到贵定县后的事。由于文革时期侨生都受到过冲击，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七二年初，我弟弟申请单程赴港被批准走了，留下我一人在贵定县。 我没想到要赴港定居，我不相信侨生次人一等，我坚信党的侨务政策：生活上适当照顾，政治上一视同仁，应当得到兑现。
所以尽管处在文革时期，我大胆地向单位的党支部书记提交了入党申请。我们这位党支部书记是一位好领导，有头脑有眼光，有胆识，在那种年代不但对我的入党申请没有讥笑，反而对我大大表扬一翻，鼓励我好好干，争取早日入党。
就在我申请入党的第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我单位的党支部招开全体党员大会讨论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上报到商业局党总支部后，通不过搁了下。因为：有“海外关系”无法弄清海外亲友的政治面貌，所以不能发展。
我不服气也想不通，我们报国热情回国读书后，要参加祖国的建设，为何反而揹上“海外关系”的包袱，一辈子抬不起头吗！后来在我参加农村工作队时，又一次讨论了我的入党申请，讨论结果还是因为“海外关系”问题通不过。
直到七六年“四人帮”倒台以后，我的入党申请终于被批准了，那年的十二月十六日 我终于成为一名预备党员，次年转为正式党员。
现在细想起来，当初我的入党动机还是不纯的。
贵定县随着改革开放带动了经济的发展，县城也热闹起来，餐厅歌厅多起来，污秽的事物也出现了，不少女孩在歌厅里当三陪小姐，卖淫行为悄然出现，已经被消灭的性病也开始传佈开来！奈何！
州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要提拔的干部必须下放挂职锻炼后，才能提拔。我县成了挂职干部的乐园，据统计，我县从九二年起，先后有六名县长书记被提拔担任副厅级领导。这在全州各县来说是少有的。干部交流锻炼本来是好事，但搞个三五年，又提走了，当时搞得轰轰烈烈，说到底老百姓没有得到真切的实惠，到头来还是害了当地的老百姓！
贵定县本来在全州经济地位数一数二，现在被掏空了，成了全州最穷的县，公务员工资最少的地方！唉......
很多往事在脑海里盘旋，但实在不敢再想下去了！思前思后，我感到有点茫然，不知何去何从。后来一想，我的人生旅程也许很短，也许还有一段较长的旅程要走，应该给自己留点时间颐养天年，于是乎便决定提出退休申请。就这样我恢复了老百姓的身份，过上了平平淡淡的生活。
（二）文革时期的片断经历
一
我分到贵定县不久，上面来了文件，要我们这些知识份子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於是县革委组织组召聚我们分到县里的同学开会，征求我们的意见，是下乡还是下厂锻炼？当时大家都不愿下乡，幸好组织组的那位同志为人善良，同意我们到县城的农具厂锻炼。那时的农具厂正逢省山地农具研究所把该厂作为定点拖拉机拖车生产厂家试点工厂，厂里分来了不少技校学生和理工科毕业的大学生，人数几乎占全厂总人数的百分之六七十之多，加上我们这十来个接受锻炼的臭老九，几乎把厂里搞得臭气熏天了！
我们这十来人有来自本省四所大学的，也有来自外省的大学生，女同学三名，其余都是男生。就这样，我们在不同的车间劳动。按照厂里的安排，我们十来个同学分成四组，分别到车工，金工，锻工，翻沙等四个车间劳动锻炼三个月。由于我想锻炼自己的体力，我就一直赖在锻工车间不走。在锻工车间要摔九磅重的大锤，不但要有力气还得有技术才行，否则的话，大锤落下时锤面斜一点的话，掌小硾的师父的手就要被震得难受。我与来自湖南某大学财经专业毕业的学生罗某（忘了其名字，抱歉）一起呆在锻工车间，他人长得瘦小，形貌极适宜扮演孙悟空。罗某在县食品公司工作，就住在公司里面，我也住在公司办公楼上，俩人住处相距不远，所以休息时间经常交往，时间一长，关系变得密切了，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我在锻工车间劳动算是重体力劳动，当时粮食定量供应，厂里给我打了证明，把我的粮食定量由二十八斤提高到四十一斤，够我吃了。当时我一个人，没有自己做饭，公司里的同事帮我在粮食局食堂撘伙，我的户口和粮食关系都落在粮食局食堂的集体户口和购粮册里。那个食堂离我的住处才二百米左右，很近。食堂的司务长后来被当成全州大贪污犯之一游斗全州，被判了徒刑，若干年后又以错案被改判无罪，因当时他年纪已大，由单位收回作退休处理，而判他有罪和改判他无罪的人都是我。
就在我们在农具厂锻炼了一段时间时，我的单位发生了一件大事。
记得我刚分到县蔬菜公司时，单位的革委会主任是一位老同志，不久有人检举他是红军的叛徒，立马被打倒了，换上一位年轻的造反派当主任。此人什麽事也不干，一天到晚光批豆渣，弄得为我司加工豆腐的豆腐社加工房里经常发生为争豆渣打闹的事情。每天加工豆腐的黄豆只有二百斤，生产不出多少豆渣，但每天批出的豆渣少则近千斤，多则一千八九百斤，那能不发生争抢呢？！他对我看不顺眼，正好那时商业部门在离县城二十公里远的盘舰与山元一带的三家军工厂里设有商业网点，分别设立蔬菜，百货，针纺三个门市部，就这样，我便被弄到零八厂的蔬菜门市部，与原在那里工作的一老一年轻女同志一起上班。才在那里上班两个月，因为要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不得已之下，单位才通知我回来。当时我真有点舍不得回公司。军工商店的生活单纯，大家都有平常的心，不存在勾心斗角。我们三人合起来开伙，她们嫌我不会煮饭做菜，安排我负责洗碗筷，洗菜，后来她们发觉我洗的菜和碗筷不干净，干脆一样也不要我做了，乐得我哈哈大笑，享福了！
那段日子过得平淡而无聊，每天上班卖酱油盐巴醋，粉丝酱菜什麽的，还有新鲜蔬菜。下班吃过晚饭后，泡好一杯茶，端上一个小板凳，就坐在商店门前，点上一根香烟（那时香烟供应紧张，好点的烟要开后门才买到。），当时，我抽的烟一包一角六分钱，廉价烟。商店建在一个小山坡上，可以俯瞰绿茵环抱下厂区。这时，西下的金乌正好落到树梢上，燃红了半边天，配上鲜绿色的树林，星罗旗布的红瓦白墙厂房，好一幅美景啊！天晚了，即无收音机（那时收音机也要凭票供应）更没有电视机，聊一会儿天，大家便分头休息了。
我前面说到的单位发生一件大事，就是那位革委主任倒台了，老干部原公司指导员恢复了职务。
我们在厂里一直劳动满一年了，还不见人通知回单位。 在厂里劳动锻炼一年整，大家似乎没学到东西，一点也没受到教育，厂里的老工人随我们的意，干多干少来与不来谁也不管，就这样混了整整一年，白白浪费了宝贵的一年青春年华！当时，分在乡下的同学愿意一直呆在厂里不走，其它分到学校，县农业局等在县城单位的都想回去，我呢，单位领导叫我回单位，想要我调查整理那位造反派的材料，好上报处理。我私下也想回去，但又不想回去后整造反派的材料，以免得罪人。要知道，人家是本地人，自己系外来人，人单势薄。
不管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终归时间到了，大家还是各自回本单位去了。回到单位后，领导一再做工作，我也只好接受任务，开始调查造反派“主任”的问题。
其实他的问题很明显，就是利用手中的权力，乱批豆渣收受好处。那时的“好处”无非条把烟一瓶酒之类，谈不上犯罪，但他的家庭却大有问题。按当时的说法他属于黑五类，其父为国民党宪兵！在当时“血统论”盛行的年代，俗话说得好：“龙生龙，风生风，老鼠生仔会打洞！”那“主任”就这样彻底完了，但县革委会念他是造反派，没有开除他，留在单位劳动改造，被弄到军工商店去了。
二
转眼间又过了几年。这时，我已结婚，并育有一女一子了。说来真不可思议，自我来到蔬菜公司工作后，好心的单位同事看我孤零零一人，年龄也不小了，便忙着帮我介绍对像，然而，因为我的“海外关系”，都被女方婉言谢绝，后来他们给我介绍一位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一位女同志，人长得漂亮，但风闻作风不好，我们双方见了一面，以后再也不闻音讯，不了了之！这时，一位“出身不好”的商业部门营业员主动接近我，不嫌弃我有“海外关系”，后来就成为了我的太太，与我同甘共苦三十多年，养育了一对好儿女，是我门家的大功臣！
一九七五年十月间，县里又一次组织各部门工作人员下乡，搞路线教育宣传。这次所不同的是，时间长达一年，不是像以往那样才三，四个月，而且要求必需抽调副股长以上级别干部去。这时，我门公司来了新领导，一位复退军人张某当经理，副经理为一位女同志。他们两位领导都不愿意下乡，互相推委而僵持不下。
暂且回过头来说，我从农机厂回来一年以后，湘黔铁路开工了，贵定县处在湘黔与黔桂两铁路交轨处，自然沿县有多处是修建铁路工程的工地。为了保证副食品与蔬菜的供应，我和一位同志被派去到山东河南两省采购副食品，调运鲜菜。
第一站是洛阳。那位同志姓张，他有一位连襟在河南密县工作，所以我们到郑州后就分手，他从那里乘车到密县，我一直乘火车直达洛阳。到了洛阳，住宿介绍站把我安排到洛阳边上的一家旅馆，旅馆又把我安排到最里面的最后一个房间，十分僻静，但我却感到阴森森的，第一晚只有我一个人住，房门的锁又不行，令我心惊胆战的挨了一夜，所幸那时社会治安还好，一夜平安无事！第二天第三天都平安无事，我也就放下心了。在洛阳一共呆了五天，跑了几处地方联系工作，一样也没办到，连洛阳白菜种都没搞到，只好离开洛阳到北京与张某会合了。当时自己只想着办事，连离洛阳不远的白马寺与龙门石窟都没去游览一下，现在回想起来十分后悔！到了北京我住在大哥家（我大哥于五九年回国后，就在北京读书，工作）。在北京玩了两天，张某到了。次日，我们就打道直奔青岛了。
乘着去青岛的路上，我去了一趟我太太的老家：肥城安驾庄钓鱼台大队，见到了我的岳母与两位内弟及弟媳。那时，当地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而当地土地贫瘠，只产玉米和地瓜（在广东叫蕃暑），青黄不接时，他们都只喝稀的，即喝“糊涂”，用玉米面加水再加上槐树叶煮成稀面汤汤，家境好点的，就加点地瓜片。我的到来让他们既高兴又为难，勉为其难的为我单做饭，专门蒸了玉米饼给我吃。一开始我还有点不高兴，怎么拿杂粮给我吃，馒头呢？山东这里的规矩女同志是不能上座吃饭，但我发觉只有我的大舅子陪我，我觉得很奇怪，忙问：“妈她们不来吃饭？”
大舅子呐呐地说不出话，看来他是不善说谎的人。我这才感到有问题，忙起身走到厨房一看，登时让我难过兼羞愧地低下头来！
原来她们吃的是槐叶煮玉米面的糊涂就着咸菜，而我吃的是干的，桌上的菜是炒鸡蛋，炒豆腐和蔬菜几样！
我在岳母家呆了两天，了解到当地农民就只靠着土地过日子，去赶集卖蛋卖鸡都偷偷摸摸，要是被市场管理人员发觉了的话，就要被当着资本主义尾巴来割，除了东西遭没收，还要被罚款！要出卖劳力，没地方卖。在这个季节，有一部份老人小孩妇女就外出要饭去了。好省下口粮留到农活忙时给下地干活的劳力吃。我两个内弟是壮劳力，却只能闲在家里吃闲饭。
临走时，我只留下路费，余下的钱全部拿给我岳母，满怀伤感地离开他们！
在青岛也没办成事，我们单位太小了，人家根本不理你，所以一样事也办不到。我们匆匆南下到湖南祁阳祁东联系调菜的事，菜有，但没有车皮计划，照样一事无成。我们只好打道回府了！
回家不两天，被窝没捂热，家还没照顾到，单位领导又叫我出差！无奈，我只好又离家到成都调菜去了。那时差旅费不够用，自己要贴钱才行，所以没人愿意出差，我老实，每次都叫我去。在成都人家也一样不给我们菜，幸好当时贵阳市蔬菜公司一位领导带着几个人来调菜，见到对方对我轻篾的态度十分不满，便把调给他们的一车菜拿给我们。这样，我们总算调来了一车菜。
我先先后后出差一个来月，家里全靠我太太，两个孩子都还小，又要上班又要带孩子，真难为她了！
现在，回到前面说到我们单位两位领导互相推委都不愿下乡的事。每一个单位无论如何必须去一名领导，他们灵机一动，打起我的主意。他们先向局领导讲了一通自己的困难以博取同情，然后把我吹了一通，提议作为提拔对像让我下去锻炼。局一把手是一位老干部，一向对我有好感，便同意我下去锻炼。这些事是事后听局领导告诉我才知道的。
就这样我又得离家了。幸好那时我们已搬家，搬到百货公司新宿舍，再也不用住在那阴暗潮湿的破房子了。这事说来令人心酸。我们原来住在百货公司一栋二层楼楼上，楼下是门市部，由于商业局恢复建制，要在那楼上办公，就把我们迁往一栋破旧的木扳瓦房里，与我们一起搬家的还有一家本地人。因为房子太破旧了，需要修整一下。两家房子修整起来就不一样了，本地人一家的房子地皮用三合土平了两次，打了厚厚的一层三合土，而我们住的只打了薄薄的一层！我们搬进去后，地上十分潮湿，加上那一家强行在我们里面一间作卧室的房间后面起了一间厨房，全部遮住了光线，害得房间大白天都要亮灯才见物！我们在那屋子整整住了四年多，也整整受苦了四年多！我的两个小孩也因此患上了风湿关节炎。
三
全县组成两个路线教育工作团，一个到新地区，一个到山元区，我在的那一团到山元区。我被分到离区约五里远的安新乡。安新乡所在地在新光大队，全乡共有五个大队，沿一条国防公路由西向东绵蜒四五公里远。
一开始我一个人到霸上大队，大队支书把我安排到下摆乐生产队一位叫张炎民的农户家住，也在他家吃饭，按规定，每天交一斤粮票和三毛钱伙食费。我们下乡人员每月补助九元钱，正够开支。
我们下去时正好是三秋生产季节，农村正忙着秋收秋种上公余粮。我的房东一家五口人，三个小孩加房东夫妇两人，每天一早张炎民就上山砍柴，次次都挑回一大捆柴火，他爱人则到自留地忙去了，直到九点才回来做饭。饭是大米与碾碎的玉米颗粒混起煮，当地人叫包谷饭。饭做好后，烧水煮菜，煮好了放点油下去，做好辣椒水，就可以吃饭了。吃完饭，我们就到田里割稻打谷子。我跟大家一起打了半天的谷子，下午四点来钟才收工回去吃饭。饭是早上煮好的冷饭，就着热汤菜沾辣椒水吃。吃了饭我不下地了，到其它队四处看看。开始，我的工作是半天劳动半天到处走走看看，有时与大队支书一起到各队检查秋种秋收生产进度。不久，上级催交公余粮任务紧，我就和大队支书不分白天黑夜四处催促，后来我们还组织了几次夜战打起火把连夜到粮站交粮，因此还受到区委与工作团的表扬，我也因此在阶段性总结会上评上先进。秋收秋种上公余粮告一段落后，我们大队又来了一名工作队员，是税务局姓李的同志，我们的住处又重新作了安排。
我和税务局的李某搬到下摆乐对面的小队住，住处在离公路不远的一座好似瞭望哨似的木板房，楼下空荡荡的四面没有木板，有一个可移动楼梯供上下楼，远离寨子，周围是一片稀疏的树木，一到夜晚显得有点阴森森的，相当怕人。
这时，我与各队的干部及不少社员比较熟悉，关系也较好，一开始我被安排到一家社员家吃饭。那家人口多，又不讲卫生，六个小孩加上我与两位大人吃（李某家在不远的区公所，回去吃饭），几个小孩手很脏也不洗，抓起碗筷就吃，有时还伸手到锅里抓菜吃，所以连其它家的社员都嫌他家不讲卫生。有一位别队的干部看不过眼，特地来到我所在的队跟他的姐夫做工作，动员他姐夫把我接到他家吃饭。那时，一般社员包括干部都不愿工作队员到他们家搭伙，一方面嫌一斤粮票与三毛钱的标准低，更重要的是怕我们了解他们的底细后会对他们不利。他们对工作队的人员是有戒心的！当时我不明白其中的奥妙，直到次年我被调到另一个边远的大队工作后，我才明白过来！要知何故，却待下回分解。
在接下来的时间不是农忙季节，我经常四处走。这个大队除两个小队沿公路外，其余三个队都在山上。一天，我从我驻地朝背后的山坡往山上走，翻过一座山头下去，又往另一座山头爬，蜿蜒的山间小道往上延伸看不到尽头。我不停的往上爬，走了整整两个多小时后，突然眼前豁然开朗，现出一大片平坦开阔的田土！在这片土地上，沿着山脚稀稀拉拉地散落着十来户人家。这个队叫楼梯平生产队，顾名看景真是名符其实！
我走到山顶后，喘息一回，往那位帮我安排到他姐夫家搭伙的队干部陆刚家走去。
还未走进家门，就听到喝三么五的闹声传出来。呀，看来有一些人在喝酒了。正好，不用四处找人了，他们肯定集在一起喝酒。果然，一迈进家门，左边火笼边（贵州一带农村人在房屋一角地上挖一个方园一尺宽两三寸深的土坑，放上一个三角架，用以烧火煮东西吃）团团围坐着五六个人，大部份是队干部。
“来来来，老文，罚你先喝一碗酒！”主人陆刚倒了一碗“批安趟”酒（贵州农村农民自制的米酒俗称，度数低，但喝多了醉起来十分厉害）递给我，“一口干！”
说实话，下乡前我一点酒都不能喝，只要喝上半钱酒，我就满面通红，感到有点醉意，自参加工作队后，禁不住社员群众热情相邀，学着喝了，慢慢地就学会喝酒。不过，在那个年代，能受到社员相邀喝酒吃饭，说明人家是信任你，否则，看到你远远来了早早就避开了，要找饭吃更是休想！
我乘喝酒的时间，把要了解的情况了解到了，同时又布置了下步工作任务，谢绝大家的热情挽留，告辞出来穿过寨子，往李家湾生产队走去。
来到李家湾才知道大队支书也来了，一问，才知道他是从另一条小路上来的。我们了解情况部暑好工作后，天也黑尽了，屋里早已点亮煤油灯。天黑了，回不去，就在一家社员屋里睡。记得我刚在乡下社员家睡时，整晚被跳蚤还有不知什麽虫咬得睡不着，而且脸上身上长满了疥子，痒得难受。过了一段时间才慢慢适应，能够安安稳稳地睡一个觉。 次日一早，我们赶回大队，接到通知要我去区公所参加工作团召开的会议。
当时，农村不准搞包产到户，更不准把田土分到户，又在大搞割资本主义尾巴，地处区乡所在地的生产队都是被迫集体生产，年底按工分分口粮分钱，男女劳力同工不同酬，干多干少只要干满时间都得同样的工分。大家生产劳动积极性不高，造成粮食产量长期徘徊在低水平上，分到社员手中的粮食往往吃不足一年，劳动力少的社员更惨，粮食只够吃几个月，要四处借粮才免强够糊口，工分钱一分只有几分到一两角钱。我在的大队据我的观察，基本上搞包产到户。
这次，工作团要我们汇报各大队的情况。我没有把我的看法讲出来，只泛泛谈一下各队的生产情况。会后，团里重新调整人员，原本要照顾我，分我到平坝地区工作，但我宁原到边远山区，虽然看来环境艰苦，但那些地方一般都已搞包产到户，分田土到户，好搞工作，生产上的事不用你操心，而且社员的生活相对比较好。说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我在前面讲的事吧？！
转眼间到了七六年的十月间，毛主席逝世了，全国各地进行悼念活动，我们也不例外，区里召开了追悼大会。下个月县里召开四级干部大会，我们也参加。会议结束后，工作团的任务也完成了，各人各回自己的单位去。
四
回到单位不久，我接到一位好友的电话，他告诉我越进已去香港数年，据说日子过得还不错，他在菲律宾的叔父帮了大忙，还告诉了我他出国前后一些事。我们四个人：我，越进，福永，华运在中学读书时亲如兄弟，大学毕业后各散东西，我和福永，华运留下来了，越进却走了！哎，往事历历在目。
记得在中学时，越进是学生会副主席，副永是生活部长，我是学生会保卫部长，那时正是粮食难关，偷盗猖獗，我经常和归侨同学在晚上巡逻，白天又和副永从厨房抬一大桶稀饭到餐厅给归侨同学吃。日子过得忙碌而又单调。上大学后，我读农学院，他们三个读工学院，我与他们接触少了些，但有机会总要聚一聚。
六五年，我参加了省里统一组织的四清工作团，来到H县的一个公社偏远大队，大队工作组领导是某县检察院一位副检察长，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打倒党内走资本道路的当权派。我们的工作下到社员中，找真正的贫下中农，发动他们向大小队当权派作斗争，挖出深藏在社员中的地，富，反，坏份子。后来我才明白，这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就在我快毕业的那一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时，由省里派来了支左的解放军。记得，早在去年底，报纸上出现大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声势浩大，不久，不少大学生到G市街头张贴矛头指向G省日报的大字报。由此省委派出军队到学校稳住局势，并清查贴大字报的反革命份子。显然，省里已将上述贴大字报的行为定性为反革命性质。
我们班来了两名部队战士，比别的班多一位，看来我们班是重点清查队像。当时我并不清楚自己己陷入危机，还坦然对待眼前的一切，事后才知道，我被当作重点清查对像，但在征求班团支部意见时（运动初期仍然是在党的领导下），五名支委有三名反对，这样我逃过了一劫。后来在校里揪出一名“反革命”进行全校批斗。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带动下，全国各大中院校学生纷纷成立各种红卫兵组织，这时派驻各院校的工作组撤走了，全国炮轰省市委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揪斗走资本道路当权派的烈焰燃遍全国，省市委领导机构瘫痪了。
在文革一开始，我们有幸坐专列到北京串联，并得以参加数以十万计的红卫兵走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回想当时的清景，天已暗下来，大家又饥又渴，却又欢声雷动，不知疲惫地行进，高呼口号，现在想想真有点疯狂，彷佛冥冥中有神灵在指引着似的！从北京串联回来，我当了逍遥派，因为像我们这些有“海外关系”的人连北京差点去不了，要被当成五类份子似的赶下火车，还是那三位团支委力争才幸免被赶下车！
后来一些归侨互相串联，为争取大家的权力，在省里成立了“归侨造反兵团”，各地州纷纷响应，也成立了组织，有的后来还参加了当地的夺权。我们只参加省侨办的夺权，由于我是负责人之一，因此得罪了当时侨办办公室主任黄某，由此改变了我以后的人生旅程！天意乎，人为乎，历史自有定论！
在我们夺权以前，省里的造反派在解放军的支持下，一举夺下省市委大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一篇社论：“西南的春雷”。夺权后，军队立即镇压了当时最大的造反派组织：赤卫军，宣布其为反革命组织，队伍解散，主要头目被抓。
不久，造反派分裂成两派，一派是支红派，另一派为4.11派，支红派掌权，4.11是在野派，越进与我们三人都是4.11派，俗话说得好，弱者总是受到同情的，有很多学生，社会上很多人，包括工人职员等等，都站在4.11一边，但由于4.11的一些过激行为，给了支红派镇压的口实，更何况军队一边倒支持支红派，于是4.11被镇压了，一些头目被抓被集中检查交代问题。由于越进时任4.11的工运头目，怕被抓，逃到福建晋江农村老家去了，并在那里经人介绍与下乡女知青成了亲，后来还生个儿子，在生产时，越进的爱人不幸因病去世，为了照顾幼小的婴儿，他又与另一位女知青结婚，他在晋江足足呆了一年多，待G省的局势平静下来，他才一个人先回G省，一回来他就被安排到学习班，后来他被安排工作，分在G市钢铁厂，在厂区中得了一间两个房间的孤零零平房。有了工作与住房，他叫爱人带上小孩迁到G市，一年后，他母亲从印尼来到G市，向省侨办提出要带儿子出国。在此情况下，不到两个月他们一家人来到香港，他那在菲律宾的叔叔为他买房与出资让他经商。他就这样在香港安顿下来。
人生就是这样，谁都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总是被历史的洪流带上彼岸！
（三） 在法院工作期间
我是1980年5月初到法院上班的，当时落办的领导一再劝我不要忙着去报到，以免影响我的调工资事宜，但当时我听不进去，便回蔬菜公司办理调动手续，到法院报到了，我想论工作论在单位的资历该我得调这一级工资。事与愿违，结果那难得的百分之二的调资落到了另一人身上，这时我第一次亲身体会到什麽叫“人走茶凉”的滋味！那时，大家的工资都很低，特别是一班年轻营业员的工资才二十多元，为了得到一级工资加上几元钱，往往闹得不可开叫，据说有的地方为了得到这百分之二的工资还闹出人命呢！我的工资与一解放就参加工作的股长级干部拿一样多，想到这里，也就心平气和了。
到了法院，分我到刑事审判庭工作。庭长是一位中年人，五十年代就在法院工作了。庭里连我共有六人，当时共有五人审案，一人作记录，但真正具有助理审判员以上职称的仅两人。庭长叫我从一位姓章的同事手中接过一件贪污案件。这案件一共有厚厚的七本卷宗，章某已审阅了一段时间，仍摸不着头绪，实在办不下去，庭长才叫我接手办的。当时上面已下达文件，规定了办案人员必须有助理审判员以上职称，为此，院党组上报我庭三名（包括我这个刚调入不久的）人员为助审员。
这是一件曾经哄动全州的大贪案，罪犯曾在全州游斗过，已关押了近四年了。我花了近两个工作日把卷宗看了一遍，发现公安，检察两机关认定的一些事实证据不足或事实不清，无法定罪。为了弄清案情，我和书记员一起到被告人李某单位粮食局进行调查。经过几次调查，我们发现起诉书认定的一些事实有出入，于是我们找到该单位办案的人员。人保股长接待了我们。这位人保股长是一位女同志（事后我才听说她是我院一位副院长于某的爱人），我就把我们的看法告诉了她。谁知她听后很不高兴，说我们站在罪犯的立场，为罪犯开脱罪责。当时我们听了都很光火，我忍不住很不客气的回敬几句，记得当时我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应当维护被告人的正当权益，实事求是。就这样，我们闹得不欢而散。
院里面安排好了时间听取我们汇报案件，我抓紧开庭审理了这个贪污案，并根据起诉书和我们调查与庭审情况写了一份案情汇报材料。在院审判委员会议上，我如实全面汇报了整个案情，发表了个人对案件的意见，认为从全案来看，可以认定或勉强能认定的被告人贪污总数折合金额仅相当于二千多元，至多判一年左右的刑期。我一发完言，副院长于某咆哮起来：“这是州里认定贪污数额巨大的贪污案，咋弄成才贪污二千多呢！这里面有问题！”
我能说什麽呢，我只是一名办案人员，看来我得罪了这位副院长，他才那麽说。会上，审委会的每一位委员发表个人的意见，最后大家认为还是定二千余元的犯罪金额为好，人已关了近四年，就判他四年刑期。李某被判刑四年，不久刑期满了，释放回家后，工作丢了，一家人没有收入来源，生活陷入困境，而且他不服判决，宣判后曾上诉过但已被驳回，维持了县法院的判决，但他始终不服，经常四处申诉。
时间匆匆过去了一年。这一年时间我们办了现行案也办了解放初期反革命案的复查工作，那些解放前本县有名的头头脑脑，当时被当成反革命头目遭到抢毙，是政治上的需要，现在给他们平反也是政治上的需要！记得有一位原国民党中将衔的李某，解放初期被当成反革命抓起来，在押解途中汽车出事，他在事故中死亡了，但仍由当时的人民法庭判了死刑。我复查后，我认为以按照起义人员对待，经院审委会研究同意上报中院，省院同意，作了改判，进行平反，他家在南京已被没收的房产也折价补偿给他的家属。
这时，我国也逐步走上法制化，已制定出了刑法刑诉法，民法民诉法，也就是制定了两法的程序法与实体法。
一九八三年以后，中央提出“严打”，也就是严厉打击一切犯罪份子。这是自文革以来第一次提出严厉打击一切犯罪分子，所以一经开展，声势浩大，一下抓了很多人，连看守所也关不下了。“公，检，法”人手紧张，县委从各机关抽调了不少人员充实办案力量。由于案件数量猛增，特别是无期以上刑期大增，经过上级批准，中级法院可以任命下级法院为中院的审判人员办理无期以上刑期案件。我与庭长及另一名助审员一起被任命为中级法院的助理审判员。
我记得一共办了三起重刑案，都是强奸案。我办的第二个强奸案是一起入室暴力强奸，性质情节都十分恶劣，从书面材料看，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我认真审阅全宗案件材料后，发现了疑点：被害人在陈述被害过程中，曾提到因不堪受辱无颜见人而跳河自杀！但她现在活得好好的，她在叙述中并未提到有人救她的事实。看来是她自己会游泳游到河对岸的。她自己会游泳与被人救起，其性质是天壤之别！我认为这情节应当调查清楚才好决定其情节的恶劣程度与判刑幅度，于是我在不公开审理完该案后，向审委会汇报审理结果时，提出必须先查实受害人是真自杀还是假自杀？只有这样才好量刑。但列席会议的检察院副检察长武某认为事实清楚无需多余的重新调查，而院审委会所有委员经过一翻讨论后，认为事实清楚，但考虑到我汇报的情节，决定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案件上报中院后，认为该案被告人所犯罪行情节恶劣，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改判被告人死刑，剥夺政治权力终身。被告人提出上诉，该案依法移送高级人民法院审核。
不久，省法院发来函件，认为该案有问题，需要查实几个事实，并提出了补充调查的几个方面提纲。庭长与我一起下去进行调查。案发地是一个偏僻的村寨，寨前有一个宽约三四米的深水河流，河水清绿。我们是搭乘公共汽车到乡里下车，由乡干部带路冒着大太阳，走了两个多小时的崎岖山路，终算来到了村寨前的河边。望着清澈的河水，我们忍不住停下来坐在河边痛痛快快洗了脸，休息了好一回，才踏上木桥走进村子。事前我们已商量好，不要惊动其它人，由乡干部将被害人带到河边僻静处。交给我们两人讯问。这个乡干部真有办法，不久，果然悄悄将被害人带来了。把人交待给我们，乡干部自己找地方休息去了。
由庭长讯问，我作笔录，开始了对被害人的问话。庭长刚刚问到她投河的事，她就滔滔不绝地讲开了。她说：“我没有跳河，我想不到他会被判死刑，现在我讲真话，其实我们是通奸，正好被家人看到，所以我装作被强奸，猛的推开他，一下子跑到河边跳到河里游到对岸去。家人当场将他抓住，扭送到派出所，我怕丢脸怕遭丈夫打，只好说他强奸我了。”当庭长问到她抓伤男的下身的事时，她毫不吞吐地告诉我们，是他下身搔痒抓伤的，而且抓了他以后在医院验过伤的。这是一个新情况，原来档案材料没这鉴定证明。我们又问了一些话后，就结束讯问，并答应她的哀求，不将这些事告诉别人，就匆匆找到乡干部赶往区派出所找那份材料。在我们一再追问下，派出所领导才勉强交出了材料，他们解释的理由是认为此鉴定无关紧要，所以没装入卷宗里。我们不好讲什麽话，正好来了一辆到县城的班车，就马上搭上公共汽车赶回县法院。一回到法院，已是下午三时，院领导正好在，我们简要汇报了调查情况，马上就把调查材料用机要文件发到省法院刑一庭。很快省院将改判被告人无罪的判决发下，避免了一起冤案和错杀人的发生！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训，感到法院是刀把子，每办一件案件都必须认真负责，发现疑点要去调查，查清了才能断案，决不能草率了事对待！实事求是是我们办案人员应遵从的原则。
接受这次深刻教训以后，我每次办案都注意尽量从被告人的角度来审查案件材料是否确实充分证据链完整，才来判定其有罪与否。但是，有时事与愿违，后来我也曾办错一两件案子。但有一件案件并非我们造成的错案！记得那是一件伤害与诽谤案，一对副科职夫妇分别被控一罪，女的诽谤罪应当构成了，因为已造成受害人精神恍忽，而告男的伤害罪，经查验受伤程度属轻微伤，显然情节轻微，构不成犯罪。但是，受害人死咬住不放，四处告状，惊动了州政法委，中级人民法院通知我这个办案人与分管的副院长刘某到州政法委汇报。会上，我们详细汇报案情，提出男被告人构不成犯罪的理由。政法委的领导都谈了看法，基本倾向可定罪，但量刑不宜重，叫我们法院自行研究决定。回到中级法院，中院分管刑事的副院长不听我们一再坚持，武断地说：不说了，判一年行了！就这样，我们按照中院领导意见判了被告人的刑。后来这个案件在我当上县法院院长以后，省里批转其申诉书，经重新复查，院审委会研究通过，报中级人民法院改判无罪。
一九八四年中央提出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实行“四化”的要求，省地州县各级领导机关立即行动起来，对所有在职的有大中专文凭的干部进行摸底排查，从中选出考核对像，派人进行外调，查清其一贯表现，尤其在文革时期有无问题，是否站错队。县里还组织了各系统填表推荐个人认为适合担任某部门领导职务的人员，当然要求必须是有文凭的人员。
在政法系统填表时，有的人举荐我担任统战部长，也有举荐我当法院院长的。总之，五花八门。记得在当时我是“公检法”三部门唯一的大学生。然而，政法部们提上来的不是初中就是高中生，我们法院报上去提为副院长的，是初中毕业下乡当知青后安排工作，由商业局调入法院不久的刑庭书记员祝某。任命已批复下来而未公布时，祝某找到我，告诉我他已被告知他被任命为副院长的批文已下到县里，很快就要正式下文，但他十分犹疑，因他调G市的事已获同意，不知如何决定才好。我与他都来自商业部门，又都在刑庭工作，他曾为我记录多起案件，大家较熟悉。当时我告诉他，调G市的机会也许只有一次，但提拔的机会也许会有多次。他听了后也没说什麽，不过他还是调去G市到他刚办好离休手续的父亲单位顶替工作了。县里只好将上一届一位副院长重新任命，院里原来余下的副院长已到了离休年龄回家休息了。
有一位老干部告诉我，原本县里拟提我到商业局任副局长，怕我不愿去，加上省侨办联系过有关调我到省侨办工作事宜，因而就作罢了。不久，我因事到省里，顺便走访省侨办。我一到省侨办主任办时，一位熟悉的副主任马上叫我到人事处找万处长。万处长告诉我：正准备明天到县里找我呢，来了正好。于是她问我愿否调到省侨办工作，在G市有无住房，爱人的工作怎麽办等等事项，我一一作了回答，表示爱人可以缓来，住房想法去租来住，实在不行就暂住在办公室里。随后，她又了解一些其它情况，就让我回去听候消息。我满以为这次可能会调到省侨办了，这正是我期盼好久的事，因为如真能调省工作，将来对孩子们的就学，特别是上大学有莫大好处！省城的教育水平比县城是天壤之别！不过，当我想起上一次省侨办有一些领导主张调归侨充实侨办的领导班子时，也被列入人选之一，但最终没能去成，事后听说因文革时我得罪了人，所以被否决了。想到这里，我心凉了。
其结果我哪里也没去，还在法院当助理审判员。次年，我忽然被提为刑庭的副庭长，副科级。次年我进入了院审委会，有权参与提交院审委会研究的一切案件。这时，法院刑庭的办案水平不断提高，这不仅进入法院的人员素质高了，而且上级法院为了提高法院人员业务水平，开办了法律业余大学，鼓励大家报考，由于读书的人多了，业务能力自然提高了。八七年，我被任命为刑庭庭长。这一段时间我院刑庭在全州刑庭中其办案质量位居前列，受到中院分管领导的好评。
在我担任庭长后，院长的二儿子被控告犯流氓罪由检察院起诉到法院，案件到刑庭后，无人愿意办理该案，因此案很烫手，你依法办得罪领导，如徇情判决，又会得罪老百姓，影响了自己的名声，反正这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无奈之下只有我这个庭长来办该案了。
我认真地审阅了全案材料，分析了所有受害人陈述内容的可靠程度，经多次论证，认定被告人以谈恋爱为名，实则达到玩弄女性的目的。他先后玩弄了三名女青年，其行为确实已构成流氓罪。为了慎重起见，我拟专题向审委会汇报。正在这时，分关刑庭的老副院长给我的办公室丢进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要我从轻判处院长的孩子。我为难了，咋办呢？
想前思后，还是决定实事求是向院审委会汇报，院长迴避没参加研究。我汇报完以后，会议室里一片寂静，好一会，不知是谁咕噜一句：没意见，其它人就跟着随声附和，就这样定下来了：按流氓罪处理，判二年徒刑。事情看来顺利平静地解决了，但事后我才知道，院长对我十分有意见，他表面不说，背地里却对我大为不满。
一九八八年，院党组提名两位民庭副庭长担任副院长，县委只批准其中昌某任副院长，并经人大常委会通过获得任命。看来院长已找到接班人。昌某在任副院长以前与院长的关系很好，当上副院长后，因为年轻，渐渐狂妄起来，不买院长与其它副院长的帐，又拉了一帮人结成一伙，在处理一起经济案件中，他们的行为引起了社会上很大的反响，县委也有所听闻。
那是一起借贷纠纷案件。某集体商场因向银行贷了一大笔款无力偿还，银行要求强制执行，法院决定拍卖商场的商品变现抵交银行贷款。在昌副院长的主持下，未经有关部门估价的情况下（当时尚未有拍卖行），带着一帮亲信与商业部门的员工进驻该商场，把商品大致定个价就进行出售，中间还多次降价，降价前后一概未进行盘点清点商品，收入款项概由售货员自报数目，有人乘机偷拿商品回家，还发现有贪污行为。商场原负责人很有意见，向上级领导部门反映，院领导也听说这一传闻，社会上也闹得纷纷扬扬，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此时，离四大班子（即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与县法院县检察院换届选举仅八九个月的时间，中级法院为配合州委组织部门考核县法院一把手的人迒，由主要领导带了一名政工处干部来到了我县。事后，那位年纪大的副院长悄悄告诉我：他已决定离休，推举我接替他当副院长。就在当年七月底，人大通过了对我的任命，那位老干部也退了下来。我分管刑庭与办公室，包括院里的财务工作。昌副院长原来分管办公室与财务，我上任不久，他就向我移交财务手续，我法现我院有一笔帐外资金，但仅余的一百元现金也被他交上的两张发票卡好抵光，一分不剩！
难怪院长对他不放心，要我接管财务，看来不无道理，我不想深查里面有什麽名堂与否，只想今后管好院里的财务，多为干警谋福利。当上副院长后，本应是党组成员，但我不是，尽管我已有十二三年党龄的党员。然而党组每一次开会倒也通知我参加，我也很自觉，与会不发言。在忙忙碌碌的工作中，时光很快就过去了。这年十一月份，由州委分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带队到我县考核新一届班子成员。不久，我忽然收到香港三弟的电话，云：雅城的四弟叫我与大哥一路去印尼探亲，看望年迈有病的父母。为此，我向院长与分管政法系统的副书记请假，院长没说啥，倒是书记跟我说：这是人之常情，见见老人家是好事，但你要早点赶回来。接着他悄悄告诉我，我是下届法院院长的候选人，一定要回来参加县人代会的选举。这次是县以上由三年一届改为五年一届的第一次换届选举，当选了就是五年一任。当时我嘴里答应着，心里却想：看情况再说吧。
一九九三年元月十四日，我从广州白云机场乘GARUDA航空公司GA803航班飞经棉兰后直抵雅城的苏加诺-哈达机场。两位弟弟到机场把我接回家，妈妈表面看来精神还好，但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等多种疾病，父亲因脑血栓神智不清瘫在床上。几十年没见过面了，弟妹们已长大成人，日子也马马虎虎过得去。
在印尼的日子过得真快，转眼四个礼拜的时间只剩一天了，明天一早就要飞到香港与炽弟见面，并在港玩一礼拜。一个星期又过去了，我们分别搭乘火车回家。
回到县里已是晚上八点多，次日我回到单位消假，便见办公室秘书告诉我，县人大办公室通知我马上到他们那里去一趟。其实，我一到法院，就有干警告诉我，我是下选人大代表，还说院里每次开会，院长，昌副院长，政工科长在会上发言时都互相攻击对方，十分热闹十分好笑，还说我是归侨代表，言下之意我非院长候选人。当时我听了只是置之一笑，心里却感慨万千！
匆匆赶到人大，他们告诉我，选民登记时间已过几天，要我赶紧下乡与当地选民见面。我下选的地方是一个在本县很偏远相当贫困的乡村，我赶到乡政府所在地时，乡人大正在召开乡人代会，正要选举出席县人代会代表，我来的正是时候，乡人大主席团领导把我介绍给在会的代表认识后，就开始进行选举。经过投票，我果然被选上了。下午聚过餐后，天色开始暗下来，我告别了乡领导，赶路回家。
事情进行的顺利，转眼到了九三年三月底，县人代会已开了几天，明天四月一日就要开始进行选举了。人大主任，县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即可以差额选举，也可以等额选举，院长全都进行等额选举，而副职必须进行差额选举。首先进行主任县长院长检察长的选举。等到宣布选举结果时，我的得票数位居第二，出乎我的意料。
当上院长后，我和全院干警一起制定了各项规章制度，定立激励与整治机制，大大地激发了干警的工作积极性，我们制定的一些规章制度被省法院转发各地州县法院；对参加业大学习的人员给予经济上的补助，还报销去学习的来回路费，使愈多的干警获得大专法学文凭。我们进行了审判制度的改革，把部分审判权下放给合议庭，有利于缩短办案时间与提高审判人员的办案能力与办案责任性。
然而，由予我院只有一正一副两位领导，工作量本就大，加上我凡事必亲力亲为，隐蔽着的疾病终于发作。这是一九九四年的七月间，正是夏日炎炎的一个下午，我正在办公室里审阅一份材料，突然感到胸闷，十分难受，我不知道这是冠心病发作，还走出办公室一边走一边双手握拳捶胸，也怪，不一会感到舒适了，胸闷消失，回到办公室随手拿起一根烟才吸上两口，胸闷又发作，而且势头来得更猛，难受得我哼出声来。这时，一位干部听到响动推开办公室门，我挥挥手要他走，不要打扰我。我额头上脸上纷纷掉下大颗大颗的汗珠，好一会，我才慢慢感到舒适些，精神也恢复过来！事后有人告诉我，那一天发病正是处在心肌梗死发生前兆，再发展下去，心肌梗死一发作，抢救不及就回天无力了！算我命大，躲过这一劫！
在第一届任上，除了前面第一部分提到的事情以外，我还在招商引资方面作了些工作。记得第一次是县政府拟修建环城路，急需资金两千万元，便决定引外资修建或借款建成后收过路费还贷。正好当时有一位在港朋友要来我处了解有无可行的投资项目，他们听了我介绍修路一事十分感兴趣，要我约好跟县领导会面的时间，便于详谈有关事项。我与县建设局与分管副县长联系后，他们也有这个意向，征得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同意后，安排了商谈的日期。
到了会面的时间，我在港的朋友依约到了县政府办公楼。县委书记与常务副县长在座，双方相互交换名片与自我介绍后，便转入议题。遗憾，县主要领导对与外资合资合作的有关规章规定不大了解，谈了半天谈不入巷，他们弄不清合资与合作的区别，时间又不早了，只好约定下回再谈，谢绝了县领导邀请就餐的热情挽留，匆匆赶回省城。后来我朋友来电话，表示一位港商愿意贷款二千万元人民币作修路用，年息百分之十二，分二年还本付息。不过，按照国际惯例借贷方必需先在对方指定银行里预存百分之十的保证金。那位书记听了大为不满，因为外行，认为是个骗局，便写了一张便条交一位副书记给我。便条里写明县政府不接受贷款。事后，那位书记跟建设局与分管副县长说：与其让外国人赚我们的钱不如我们自己赚，搞集资，按百分之二十付利息，但那位副县长与局长有不同意见，找到我，要我设法再去找港商商量商量，还是给我们贷款。无奈港商已对县里有看法，不愿贷款了。
事后我听说，县政府进行集资，按年利息百分之二十付息，而当时银行贷款利息才百分之十四，其结果一些县领导包括那位书记参加了集资，另外尽是有关系的人与大款参与进去。国家的钱就这样轻易地被少数人赚走了！。
有一天，一位女助审员到我的办公室来找我。她一进办公室顺手关上门，说：我来汇报我的思想问题。接着，她讲出了一些使我感到惊讶的事。在老院长担任领导期间，她曾找过他，对一些同志得到提拔而认为自己并不比人家差，却一直是助理。没想到那位领导说出的一番话令她张口结舌！他说：要得到提拔，必须要有三个条件中任一个条件，即：一是要有靠山，二是要有钱送，三是要靠美色。她说，我想不到作领导的竟会说出这样的话！我感到既意外又感概万分。这位女同志工作能力倒还可以，人的外貌也不错，其母亲曾是一位公社社长，公公是一位老干部，曾在本县先后任过两次县委书记，后来升任本州州委副书记，因病早年去世，俗话说人走茶凉，她丈夫一直在乡下工作老调不进城，没人帮忙解决。在她讲完后，临走时，我安慰她，只要好好工作，组织上总会考虑的。
不久，院党组开会研究人事问题，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对那位女同志的提拔，并经县委组织部研究同意，获得人大的任命。
前面我已经说过了，我与那位刘副院长关系不好，让他搞了不少小动作，我本与世无争的人，想想搞完一届后，我也已年近五十七，身体又有病，也该休息不再担任职务了。为了保证后续有人，我们提拔一批年轻人担任各庭室负责人，我还以个人名义向县委中院主要领导建议提一名年轻同志担任副院长。总算顺利，这些同志都先后担任了领导职务。这时，我想可以卸下担子了，于是我分别向县委中院主要领导提出退居二线的打算。
县委基本上同意我的要求，但中院不同意，最后，经州研究，委派一位政法委副书记找我讲了组织上的意图，要我在第二任上花二三年时间抓紧培养出接班人，那时我就可以休息了。我无法，只好答应了。
俗话说得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福祸”，我刚当选第二任院长不久，脊髓性颈椎病发作了，双脚行走困难，双手无力，连扣衣服上的纽扣都很困难，坐下来后要站起来也必须双手扶着东西才能慢慢起立。为此，我住院治疗二个月后效果不大，只好出院，一边上班，一边找药治病，总算慢慢地双手双脚基本上恢复了功能。
一九九九年底，由于前面提到的原因及其它诸多因素，我递交了退休报告，也马上获准，于二000年初辞去院长职务，当年八月经州委批准，办理了退休手续，从此，我就在家安闲度日……。
作者：温福和 （印尼归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