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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会有期(中篇小说)

再会有期

中篇小说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一群怀抱报国志向的印尼华侨子弟离开父母亲人,义无返顾地回到他们祖辈原来的故土。七十年代,他们有的因种种原因像退潮一样走出国门,或在香港艰苦创业,或流散在各处,就像他们的父辈一样,飘零到何处,就在何处扎根;也有的还留在故土辛勤耕耘,把美好的青春献给了祖国。三十年之后,他们重逢在香江,每个人都经历了种种挫折和磨难,画出了不同的人生轨迹,但是少年时期的友谊愈久弥坚,岁月酿成的酒却更加醇厚。                                

一、

        当一封贴着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头像的邮票的信送到腾冲县中学时,全校的老师都知道了陈立纲收到了香港寄来的信。
        一封香港的信!虽然这是1990年,改革开放已经有十年了,但是对这个位于云南省西南边陲深山密林里的小县城,香港,那是离他们非常遥远的一个资本主义非常发达的国际港,陈立纲这个一向闷头少言寡语的高中物理课任老师居然会收到香港的来信,这个消息在依然非常闭塞的山区县中学老师当中无疑像炸开了一颗重磅炸弹,不知道他的底细的人惊奇地问:他怎么会有香港的海外关系?知道的人就说:他本来就是归侨。有的还问:什么叫归侨?教导主任便说:就是在国外的华侨回国后在国内生活就叫归侨。哇!他是从国外回来的?为什么要回来这个穷地方?也有的人凑到陈立纲跟前毫不掩饰羡慕之情说:你有香港的关系,干吗不出去?去香港多好。各种议论和猜测随着这封信在老师当中悄悄地蔓延开了。
        陈立纲也因为这封信而激动,但他压住了感情,像没事似的淡淡地说:我该上课了。他把信锁在自己的三屉桌中间有锁的抽屉里,拿上粉笔和课本往教室去了。
        腾冲在中国全国地图上都找不到,只有看云南分省地图才能找到那么一个小圆,圈在西南边陲怒江以西高黎贡山脉的延伸处,这是与缅甸盛产翡翠的克钦邦接壤的地方,一百多年前,商人用木材、茶叶、丝绸和山区里的缅甸人交换他们开凿出来的“石货”(未经加工的翡翠石),再运到大城市找能工巧匠雕琢成玲珑剔透的玉器,便能发起来。不过,到五十年代以后就很少有这种买卖了。腾冲还是一座古老的城镇,史料上记载,早在有河西走廊那条古代丝绸之路之前,腾冲便是神州大地与印度来往的必经驿站。这条路要历经江河激流、翻越横断山脉和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经过无数的雪山冰板,在海拔四千五百米以上的高山绝顶挣扎、爬行,与暴风雪搏斗,千百年来马帮队用人和马的脚步一寸一步的走出来,用人和马的鲜血乃至生命铺筑成的,比丝绸之路还要艰险。腾冲虽然历史久远,但是这个偏僻的小镇几百年来并没有改变多少。
        放学后,陈立纲回到学校旁边那排平房的家,17岁的女儿比他先回来一步,已经在淘米做饭了。山区里的孩子很懂事,一放学就会做家务,给陈立纲分担很多愁苦。他这才拿出香港来的信,再仔细把信封看一遍,没错,写的是陈立纲收,发信人写的是:香港椰中60届校友会。哦,已经三十年了,还记得我立纲?他又一阵激动,本来想慢慢的沿粘连的地方拆开,却顾不得了,一下把口子撕了,抽出里面的信,有好几张,那是用很好的铜板纸打印的,比县委的红头文件用的纸质还要好,是他从来都没看到过的。他把信一口气读完,再细读一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天啊,我们那届在香港的同学居然邀请所有同届的同学到香港团聚,校友会将负担国内同学在港的全部费用,自己只要承担国内至深圳的路费就可以了。
        这封信让陈立纲百感交集,这些年来的所有酸楚一下涌上了心头,眼眶都湿了。自己一人来到这偏僻的山区,在这里扎根在这里安了家,昔日的同窗却没忘记他,还邀请他去团聚!其实,国内这段路费是可以报销的,因为归侨有探亲假还可以享受国内路费报销的优惠,这样一来,去香港与同学团聚实际上是自己什么都不用花钱了,否则,让他掏钱去一趟香港,恐怕这辈子都不大可能。住哪儿?他一个月的工资都不够在香港一天的生活费!
        团聚的时间是10月,还有半年时间,让国内同学办手续绰绰有余,陈立纲首先想到怎样安排好两个孩子。按邀请函所列出的计划是:香港团聚活动是两天,第一天是全届的活动,第二天是各班活动,第三天结束,国内同学启程回国,而在这之前,还安排国内同学两天参观游览,共五天,但是因为腾冲离昆明还有两整天坐长途汽车的路程,从昆明到广州坐火车也得花两天时间,这样,自己离开家算上路程来回,需两个星期,这对从来没离开过自己的孩子来说,却不算短。两个孩子虽然还未成年,但是什么都会做,能自己管好自己,大的能照顾小的,还可以托住在隔壁的张老师夫妇照顾,家里没什么大问题,只要提前向学校请假,让学校安排代课老师就可以了。
        在大陆各地高中时期的同学,都收到了香港校友会的邀请函,还有留在印尼和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旧时同窗,凡是知道地址的都无一遗漏。同在一个城市的同学用电话相互询问:你收到邀请函了没有,手续该怎样进行。都为香港同学的慷慨资助惊喜不已,谁都知道他们七十年代去香港时都是两手空空就去闯天下,每个人都历经许多艰难曲折,他们还惦记着旧时的同学,这份情真难得啊!

二、

        三十年前的1960年,他们这一届学生正读高三下学期,到7月份就毕业了。椰中全称是椰城华侨子弟中学,是当时雅加达有办高中的两所华校之一,这两所华校的学生高中毕业后,大多数都会去大陆上大学深造,高三学生在下学期开学后就会成立回国同学会,为准备回国的同学登记并办理手续。那年同学会提前成立了,因为“第十号发令”一宣布,县以下的华人遭迫迁,学生当然更留不住了,不但是应届毕业生,连后面其他届的学生都没心思上学了。元旦刚过,还在开学前的假期里,学校大厅就人山人海,声音吵杂,60届六个班的学生三百多人几乎都挤在这里,几张长桌子分别在登记各班准备回国的同学,气氛非常热烈,同学互相在打听别人的态度,还没有拿定主意或是父母还不同意走的人,急得团团转,找要好的同学商量。那时候,北归读书是天经地义的,也是学生的首选。
        陈立纲长得浓眉大眼,在男生中,个子是比较高的,所以坐在靠后的位子,他的家在北苏拉威西一个小县城,在学校寄宿。外岛经济没有爪哇发达,多数外岛生家里都比较困难,他到椰中读书已经得到学校的减费优待了,如果回国的话,家里是拿不出钱的。但是,眼看着同学都在登记回国,他已下决心也要回去读大学,那时候,那种形势,每个人都觉得好像只有回国才是光明才有前途,留下来就是黑暗一片是没有出息的。他已经写信给父母亲要求他们同意他走,他说不用他们花钱自己能解决。话是这么说,可是手续费、船票、行李,都得花一大笔钱,他愁死了。
        最先知道陈立纲的心思是他的同桌王朝汉,他的父母和其他华人一样克勤克俭开个小店铺做生意,节衣缩食供七个子女读书,他的兄姐有三人已经回国了,父母当然也要让他回国去,母亲已经在给他准备着行装。王朝汉对自己的前程从来不发愁,只要一门心思读好书就可以了。因为家境和陈立纲大不一样,王朝汉整天乐呵呵,同学把他的名字倒过来,叫他“汉朝王”,因为汉朝的开国皇帝是刘邦,后来大家干脆就叫他“刘邦”。陈立纲由于自己是外岛生,家境又不算好,使他有点自卑心理,不敢正面看女生,平时少言寡语,得了个“葫芦”的外号。
        在同学们热烈议论回国的话题时,葫芦一言不发,“刘邦”一猜就知道他的心思,很快向班委会反映了葫芦的情况。班长章喜文是个热心人,对班里家境困难的同学一向给予更多的关照,比如每人都要交一定数量的班费用来办黑板报等的开销,到期末有省下的班费就会资助给困难的同学。章喜文建议发动大家捐款捐物来资助葫芦,这样,有人捐了钱,有人从自己准备的行装中拿出一件毛衣或长裤、衬衣什么的,有人送一套中山装,有人拿出笔记本、钢笔等物,还有的送皮箱。同学会也免了他的手续费,因为人多一起办,少个把人不交也能匀得过来,后来船票也是这样解决的,同学会出面要求打折,就能多出一张船票的钱了。
        陈立纲是靠了大家的帮助才登上了北归的航船的。那年四月份,没等到学期结束,第一批同学就被通知启程,其中就有陈立纲,他没想到事情竟能那么顺利。那一批同学都被分到昆明。那时都要求学生必须服从分配,除非有特殊情况,比如有兄姐在北京或广州读书或工作,可以与他们留在同一个城市。归侨学生那时都不懂在省级参加高考,录取的概率大多在省内,这样,陈立纲自回国后,就一直呆在云南省,上的是云南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分到腾冲县。
        六十年代初,往滇西南的交通还很不发达。他从昆明坐了一天的长途汽车,到了大理住宿一个晚上,第二天再乘坐长途汽车一直往西,过了澜沧江,在保山市又住宿一晚,再往西走,汽车就穿行在无人的丛山峻岭之中。横断山脉在云南西部改变了大陆由西向东的山脉走向,横断山由北朝南把滇西南分割成沟壑纵深的峡谷,其支脉高黎贡山、岷山、贡嘎山,绵延在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之间,好像把大地撕裂成几条曲折的一道道裂缝一样,山峰似巨人一样伫立,顶着终年积雪,山谷间各种亚热带植物蓬勃生长,这里是大陆西南部珍贵的原始森林资源所在地。参天大树遮天蔽日,林中雾霭蒸腾、热气弥漫;看江中,巨石嶙峋,汹涌澎湃的江水从峡谷中奔腾而来,与山谷撞击发出阵阵轰鸣,那排山倒海的气势犹如天雷炸响,人要是掉下去,连影子都找不回来。那是一种天地横流的苍茫气慨,给人一种大自然的震慑,让人顿感畏惧。天是湛蓝的,一片片白云像羊群,滚落在远处的山谷里。陈立纲一路上就像欣赏美丽的天然画卷一样轻松,可是,当汽车到了腾冲县城的城关镇周围扬着黄土的车站时,他才发觉要长期生活在这么一个偏僻的小镇,将面临很多难以想像的考验。这是一个带着古老甚至破败、朴实而又沧桑双重矛盾气息的小城,这里离中缅边境已经不远了。发源于腾冲北部山区的溪水,涓涓细流在城关镇汇成大盈江的上游,逶迤向西南流去了缅甸。
        1964年走上工作岗位,那时年轻不怕苦,拿到了几十元的工资还兴冲冲的挺高兴,觉得自己是国家培养的,一定要努力工作报答人民的培养。他是怀抱这种心情走上讲台的。说是县高中,教室是土坯房,冬天门窗还直灌风,物理课什么试验仪器都没有,验证一些物理定律只能自己做简单粗糙的教具,老师得自己种地才有青菜吃。山里来的学生穿的是补丁连补丁的破衣服,他们都是自己带口粮,只吃番薯和番薯叶,有时候能有一小块咸菜干就算不错了。很多学生到了冬天还赤着脚,没钱买鞋。
        说这里很闭塞,现代化的东西谁也没见过,但是什么运动却不会落下。“四清”运动时,老师也被抽调去山村里和老乡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陈立纲的任务是查账,从大队查到公社,上面交代必须查出有没有贪污的“阶级异己分子”。说实在的,陈立纲所见的村干部,除了破旧的棉被都是家徒四壁,孩子们衣不蔽体,鼻涕可以拖到嘴边,人人都没有多少存粮,能贪污到什么?
        后来,文革风也刮到学校了,陈立纲靠边站了,不让他上课,有的学生把红袖章一戴就成了红卫兵,把陈立纲抓起来批斗,说他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农民辛苦一年才拿到多少钱(山区里的劳动值非常低,一个成年全劳动力干一天的工才值5分钱),而你一个人民教师怎么能拿比农民高出几十倍的工资呢?说他在课堂上灌输封资修的东西,把他剃了阴阳头,工资也给扣留。陈立纲什么话都没说,他还是闷葫芦脾气。
        那几年,学生人数越来越少,山区的学生都回家不读书了,都说读什么书,白花钱,再说家里也穷得供不起孩子读书了。到1972年,林彪事件发生近一年以后,学校才逐渐恢复上课。经过文革动乱,物质生活更加贫乏,买牙膏也得用旧牙膏皮去换才能买到,火柴按人头配给,抽烟的老师就惨了,总是凑别人的烟头点火。他没有埋怨生活贫乏无味,回国这些年什么都已经习惯了,周围所见都是这么贫穷,原来怀抱理想是要献身祖国的建设,那都是空谈,把他放到这个穷乡僻壤,自己也无能力改变它,那就看别人怎么过自己也怎么过吧。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他一概不知道;因为文革时挨过批斗,他不敢跟家里联系了,很多年没有印尼的父母的消息了,家里怎样了,他也不知道。他生活在被遗忘的角落里。
        后来一件意外事故,使他的生活发生了变化。一次,他带领学生在山坡上种树,一位学生不小心从坡上滑倒直滚下来,作为老师的陈立纲不顾一切地上前拉住他,他被树杈绊倒,树枝还划破了眼睛,学生倒没受伤,他的眼睛却流了血。在县医院,医生作了瞳孔检查后说,没有大碍,但是眼皮上缝了几针,上完药得包起来,一个星期后才能拆纱布。这一个星期,每天都是那位护士轻轻地走到他面前,他的眼睛蒙住了,什么也看不见,但是他能感觉到她的手很柔很轻,给他揭去了纱布换了药之后,再把纱布缠上。他什么话都没说,只闻到她身上有一股微微的消毒水的气味,她的呼吸轻轻地喷在他的脸上,是那种很温柔的感觉。她总是只说一句话:“会好起来的,别担心。”一个星期过去了,拆纱布时,自中学到大学,从来都不敢正视女生的他,竟鬼使神差地希望拆除纱布的第一眼先看看她的模样。看见了,她站在他面前,长得很端庄秀丽,嘴角带着笑意,也在注视着他。两人四目相对了许久,她脸上飞起了一片淡淡的红晕,他也有些拘促不安。后来,他和她就成家了。
        有了个伴,生活不再孤单,妻子生下了第一个女孩,小家有了新的内容,连孩子的啼哭声也像是一首快乐的乐章。再过三年,添了第二个孩子,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不到80元,在七十年代偏远的小县城养活四口的小家还算很不错的。
        人生的道路好像是早已注定一样,一个生长在赤道苏拉威西北部海边的年轻人,便由命运的安排,让他在中国西南边陲这个高山峡谷中的小城镇扎下了根。赤道美丽的海岸和那细柔的沙滩,已经从他的记忆里淡去了,生活的柴米油盐、孩子的书本费用,充斥了他的脑子,放眼看去,除了大山、河水、田野以外,他的子女再也想象不出大海的样子了。
        那年,医院派医疗队去更偏远的山区宣传计划生育,顺带给当地育龄妇女免费做结扎手术,他的妻子随医疗队去了。途中连日暴雨,在过一座大山时,山洪暴发形成泥石流,两名医务人员被冲走,一个是他的妻子,就这样,她一句话都没来得及留下,撇下的是两个孩子,一个13岁,一个10岁。医院给县政府写了报告,因为陈立纲是归侨,批了八百元抚恤金,在这个穷山区算是很特殊了,在八十年代中期,那是一大笔钱了。此后,陈立纲就又当父亲又当母亲,家里家外都是他一人担当了。46元的工资(注)要养活三张嘴还供两个孩子读书,日子过得非常的紧巴。
      (注:国内工资按地区的不同分成不同类别,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大学毕业第一年工资48元,一年后转正为56元,偏远的小县城转正后也只有46元。这个标准几十年都没变。)
        改革开放后,他也听说过放宽了出国的限制,很多国内人找关系设法出国去,先前人们对海外关系怕得要命,一听说有海外关系就躲得越远越好,现在八竿子打不着的也要找理由去靠了。陈立纲不明白人为什么要那么势利。他没有动过出国的心思,因为他知道回印尼是不可能的,滞留香港也过得不轻松,已经一大把年纪了,拖儿带女的重头再奋斗是要有一股子勇气的,他没有这种勇气,怕自己豁出命了还连累到孩子,只好在这个穷乡僻壤得过且过了。他对自己什么都无所谓了,可以榨干一切,只希望孩子能上大学能比自己更有出息。
也不记得过了多少年月,他显得苍老了。忽然,香港同学来了邀请函,他终于有机会走出山沟沟看看外面的世界了!
        在办手续的日子里,陈立纲有时会想起高中时期的同学:同桌“刘邦”、班长章喜文怎样了?猴子呢?还有胖子,他们在哪?


三、

       60届同学自1960年回国后,大家就各分东西,只有同船回国的人知道谁谁分到什么地方,同一个城市的人才知道谁谁考上什么学校读什么专业,假期里侨联组织归侨学生到北京旅游时,才能和在北京的同学见面、一起玩,其他城市的同学压根就再也没见过面了。七十年代,允许申请出国了,住在大城市的人最先获悉也最先动起来,慢慢的,出去的人越来越多,像退潮一样,都滞留在香港。
        进入香港之前,在英属的罗湖海关要填报一份详细的表,包括回答诸如为什么要来港、在国内的学历、做什么具体工作、工资收入多少等等问题。这些大学生归侨都像难民一样,在走之前,什么东西全扔了,工作了一二十年只拿到千多元的退职金,就指望这点钱在没有自己立足之地的东方之珠能挤下一个立足之地,够狼狈也够惨的,但是每个人都得忍受海关人员鄙夷的眼色,像个下等人一样等候受审。那些海关人员无法知道这些像海潮涌来的大陆的海外归侨却有一种摧不垮的自强自信的意志,他们的父辈在最艰难的年月里背井离乡流落南洋,赤手空拳打天下却能创出一番家业,他们继承了这种坚韧和骨气,还多了父辈所没有的现代文化知识,所以他们不怕飘零四方,他们能像父辈那样落地生根,只要愿意在那里扎根。
        没有人统计过,但是据说,出去香港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归侨中,学医的人,够组成一所非常完备的高水平医院,包括各科别的专家都齐全;学音乐的人,够组成一支庞大的高水平声乐团,包括管弦乐和歌唱家都有;其他如大学教授、翻译人才、电子技术专家、市政建筑、水利工程等等各类人才都有,但是港英政府却无视这批人才,连他们的学历都不予承认。
        他们面对的是这样的社会境遇,他们在抹去了自己的高等学历后,干的是粗重的活,仍然不能拿到与香港人同工的报酬。即使这样,他们仍然不屈不挠地在社会的夹缝中顽强地生存着,并且扎下了根。
        也许是高中时期那段岁月沉淀的记忆总是无法抹去,也许是怀旧,也许是同窗的情结,也许是走过了相同的经历,去了香港的同学在为生活奔波之余,总是念念不忘同校的情谊。香港是个弹丸之地,在车来人往拥挤的闹市走过,有时老同学会相遇或擦肩,他们便互相记下住址和电话,这样串连的同学越来越多,逢年过节老同学便相约找一家酒楼小聚。久而久之,相聚的人也越来越多,大家都因身在异乡同样在为生活奋斗,难得叙旧并借此互通情况,也因此得到一些慰籍,所以这种聚会很受到老同学的欢迎,也自然成了一种习惯。
        一班班长余衍吉是比较早来香港的一个,因为有印尼的家在经济上给予支持,他与姐妹合开了公司,较早地有了立足之地。他对同学一向仗义,谁从大陆出来只要先跟他联系,他都会在当天去红勘车站接车并帮助安顿下来,使同学初到人地生疏的香港能找到落脚之地。最早建议春节老同学团聚的也是余衍吉,这种情谊在香港尤其难能可贵,因此,他深得大家的拥戴。
        每次相聚时,谁都不说自己的遭遇和艰难,但是谁都明白谁都奋斗得不容易。毕业三十年了,也不知道谁提议要高中60届同学全体来一次团聚,主意很好,香港同学每年团聚一次已成惯例,可是要大陆和在世界各地的同学都来团聚,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要国内同学来团聚,恐怕绝大多数人没有这样的经济能力,如果邀请他们,那可是要一大笔钱的!最后,像余衍吉等事业有成的人士都慷慨捐款,而决定此举能实行的关键是靠了外号叫“无所谓”的原本出了大手笔——捐赠四十万港元!
        这个消息立即在60届同学中传开了。原本这个名字有点怪,当年常被同学拿来开玩笑,调皮的人故意叫原本,原本。等他一答应时,开玩笑的人又说:我原本不是叫你的,我原本是要说上课铃响了。可是原本对这样的玩笑都不当一回事,所以大家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无所谓”。俗话说,分,分,学生的命根。可见分数在当学生的心目中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原本对考试成绩看得并不那么重要,不论考得好考不好,他总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这也是外号“无所谓”的另一层意思。还有,高中时期作业非常多,物理化学代数几何英文印尼文,各科老师只管布置自己教的那门课的作业,作为学生那就惨了,几乎要被每天的作业压弯了背,所以老师一布置作业,同学就会哇的一声,只有原本不出声。他对作业也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别人穷应付,他做不完也不着急,问他:没完成怎么办?他回答:无所谓啦。好一副轻松自在的样子,叫他“无所谓”真是恰当不过。
        原本回国时,那一批同学正好分配到北京,他考上北师大英语系,一类学校。原本是个瘦高个,不论是高中时期还是大学时期,他都很一般,不是那种喜欢出头露面的人,学习也是过得去就行,他是那种不显山不露水的人,他的与众不同的才能只有到香港这个每个人都必须尽其所能去奋斗去寻找机会去创造财富的地方才得以发挥出来。七十年代的香港和韩国、台湾、新加坡被称为亚洲四小龙,小龙腾飞,经济的快速发展给人们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谁付出了劳动就能获得回报,也可以在很短时间内造就出新的百万富翁。原本的聪明不是囿于书本知识,而是善于观察社会、分析香港独特的经济结构和其国际港的优势,他毅然冒险杀入股票市场。在股市险恶的浪涛中游泳,那是需要掌握广泛而又丰富的金融知识,还需要有胆略有勇气和坚强的心理素质的。他把从股市中获得的盈利投到商海,精心谋划竭尽全力经营,他成功了,在成功的背后当然是一言难尽的。原本是默默无闻的原本,原本是不引人注意的原本,在60届的同学中悄悄地,也可以说是突然地崛起,让大家刮目相看,他早不是原本的原本了,到八十年代中期,他可以列入香港新崛起的新生代富豪榜了。像原本这样的成功人士毕竟不多,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富足时始终没有离开旧同学这个集体,他拿出40万港元当时在香港也不是个小数目,而对大陆同学来说,那简直是个天文数字!
        毕业三十周年团聚活动筹委会成立了,财务、接待、联络、文秘、筹划等各项工作都选出了合适的人担当,都是许多年来一直热心为同学无私奉献的人。为了能统一时间到达香港,国内同学一律委托旅行社办手续,由联络部负责与国内各地旅行社联系,把受邀请的同学名单、所在城市及工作单位列出了清单交给旅行社;筹划部负责安排活动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安排国内同学来港后的参观项目和时间;接待部要订好国内同学的住宿旅店,到时去车站迎接并陪同去参观游览;文秘则随时把需要发寄的文件及时的寄出……这是一项很庞杂的工程,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热情和情谊在驱使他们这么做?不是同校同届的人,恐怕是很难体会得出来的。
        60届香港校友有一份非常详细的本届全体同学的通讯录,这要归功于章喜文的细心收集,他是个有心人。后来香港校友成立了校友会,还不定期出版会讯,这些工作都是章喜文牵头干的,没有任何报酬,自己还要付出时间和精力,再把会讯一份份寄送给分散在大陆、印尼和其他地区的同学,往往还要他倒贴邮资。这是什么样的感情啊!很多香港校友是用这样的默默的付出而形成了公认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便把大陆和印尼以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校友聚拢在一起了。
        章喜文到八十年代初才来香港,说起他在国内的经历也很平凡,在福建师大毕了业分配在郑州一所中学,文革期间带着学生在工厂劳动,自己喜欢写作的爱好早丢一边去了,钻研学问更谈不上,22岁到32岁这段最有作为的岁月就这样消耗掉了。等到他觉得应该去追求高中时期周围那些出色的女生时,为时晚了,她们都已有了归宿,他很晚才和当地一位中学教师成了家,两个孩子相继出世,可是回国二十多年了连回去探望年老的父亲都没有机会。到八十年代初,国外的父亲主张他出来香港,他知道要在香港立足非常艰难,所以先单身一人申请来香港。
        八十年代初,香港电子工业很发达,工厂规模都很小,很多活是拆成零工可以带回家做的,这样,工钱付的少而且出了什么事故,老板也不用承担劳工责任。章喜文除了在工厂干完外,还带活回家再做,一天至少要干16个小时。很多人也都是这样的苦干,因为香港房租贵得惊人,初到香港的大陆仔,大多住不起楼房,只能住廉价的木屋。其实木屋租金也不菲,但比楼房便宜,不过,木屋常发生火灾,一把火就把所有家当全烧光,人能逃出来就算幸运了。很多人是经过木屋区才轮到住上政府的安置房。安置区多在九龙地铁旁的空地临时建成,简陋低矮又灰暗,和它周围镶着大玻璃窗华丽光彩的新住宅高楼极不相称,就像是建成那些高楼之后扔在一旁被人们忘了扫清的废墟一样。章喜文最初就住在这样的安置区里。在印尼的父亲的资助下,加上靠他用自己的汗水,才挣到了太古城的一套楼房,这才让妻儿过来团圆。尝尽了多少艰辛!
        出来香港的归侨对国内的环境大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他们并不怕物质生活艰苦,1960年回国时,正遇三年的最困难时期,归侨学生的粮食定量得到照顾,每月是30斤,比机关干部都多,但是学校食堂的饭菜和其他单位一样很少见到油水,每顿只有一个菜,煮土豆南瓜冬瓜都没有削皮,必须连皮都吃了,否则会被批评为浪费,白菜大锅熬,那样的日子每个人都挺过来了,所难以适应的是政治气氛。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五十年代后期的反右、大跃进、大炼钢铁已经过去了,他们赶上的是60年代开始的农村四清、工厂五反,接着是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拉开了文革的序幕,后来又是上山下乡(高中毕业的学生必走之路),60届的归侨学生那时大多已经大学毕业走上了工作岗位,等待他们的是去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十年文革之后又是批林批孔。人的青春岁月都耗尽了还是碌碌无为,原以为学业有成能报效国家,实际上都是空的,把你放在什么地方,只有绝对服从的份,让你干什么,你就必须伏首贴耳去做。你不过是一枚螺丝钉,那个掌握螺丝钉的人是谁?他为什么有这种权力?他是公正的无私的吗?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中的人,活着就很累很没有意思。
        在国外所听和报上所看到的东西与他们回国后亲身所见所闻差距实在是太远了。很多人都知道有这样的真实故事:长征时期,彭德怀元帅来到陕北过一条大江时,一名艄公为他摆渡过了江,彭总向他致谢说,现在没什么东西回报,将来一定会再来看他。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年代末,彭总有一次再到当年艄公为他摆渡的江边,只见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艄公凄凉地坐在船头,衣着破旧,在天寒地冻中缩瑟着身子。老艄公再次为彭总摆渡,他并不知道这是彭元帅,也不知道他就是当年曾经乘过他的渡船的人。说话间,彭总方才知道老艄公就是当年为他摆渡的人,彭总问他,解放了,公社化了,日子过得怎样,吃得饱吗。老艄公一听眼泪就下来了,说家里饿死人了……彭总眼眶红了,他只说了句:老乡,我们对不起你们。回去后,彭总便写了洋洋万言上书给毛主席,如实反映他在陕北所见,说老乡都饿死了,现在不是右倾的问题,而是应该纠正左倾的错误。岂料在庐山会议上,毛却对彭发动了突然袭击,大反右倾翻案风,运动从中央一直贯彻到基层。彭德怀一生忠心耿耿,到头来落到非常惨的地步。彭总的命运尚且如此,而归侨在这个七亿人口(注)的蚂蚁国里只不过是一只小蚂蚁而已,你能怎样?几亿人的命运靠一个舵手来掌握,舵手真那么英明吗?文革十年动乱之后,打倒了四人帮是大快人心,但是什么错误和罪行全算在四人帮头上,人们对命运还是迷惘。在那样的年代里,归侨只好到香港去寻找更能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自己来掌握自己的命运。可是,这个理由在当时谁都没有斗胆表白,申请出国的理由往往是籍口继承财产、父母年岁已高盼望与子女团聚或是父母年老多病无人侍奉等等。
       (注:七亿人口是六十年代时的数字。)
        难道国内人不想出国吗?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出国留学潮比起七十年代的当兵潮一点都不逊色,那都是上层干部子弟或者有关系的人才有办法做到的,归侨除了海外关系,在国内是一无所有。所以同窗校友到了香港,总是念念不忘还留在国内的“同一条船回国的同学”,因为走过相同的经历,感情是相通的。
       “同一条船回国的同学”是许多人几十年后还常常会挂在嘴边的话题,不论什么时候,只要几个老同学聚在一起,就会说起当年回国时是跟谁同乘“美上美”或是“光华号”(注)回国的,就会怀念他们。
        (注:“美上美”和“光华号”是“第十号法令”宣布后,中国派来的接侨船。)
        当年离开丹绒不绿码头时的情景一辈子都难忘啊,那是和亲人最后的见面(那个年代,回国就等于与父母亲人告别一辈子),上千个送行的人立在码头上仰望,都用眼睛寻找着自己的子女或是兄弟姐妹或是同学朋友,船上的学生们挤在船舷旁,三层的船舷都挤满了,他们抛下了彩带,一头捏在手中,另一头连着码头上的亲人,这是最后的一线牵连,再次大声的喊爸爸妈妈,码头上的人再次大声的叮嘱,等船响起第三遍沉重的汽笛声时,码头上一片哭声,船上响起了豪迈的歌声:“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船慢慢地驶离了码头,彩带拉长了,断了,码头上的人影小了,模糊了……
        海轮在茫茫大海上破浪前行,船上的六个日日夜夜看日出日落的壮观景象,看汹涌澎湃的海浪一直延伸到无际的天边,看飞鱼和水母在海面上飘浮,唱着豪迈的歌。
        接侨船可以直驶进黄埔港,第七天,远处露出了一条黑色的山峦,像一条大鱼的背脊,学生们便挤在船舷边高唱着:“祖国的河山遥遥在望,祖国的炊烟招手唤儿郎……祖国,我们远航归来了,祖国,我们的亲娘……”与亲人离别的忧伤全抛在脑后,每个人都觉得大海的那一头一切都是美好的……

四、

        高中时期是一段人生的黄金岁月,那是恰同学年少的岁月,是最快乐最令人难忘的岁月,是风华正茂青春勃发的时期,是最富激情最富幻想的时期,也是对人生和未来最充满憧憬的时期。
        值得回忆的事情太多了。在紧张的上课之余,每个人可以选择参加课余的各种活动:喜欢打球的参加校篮球队;喜欢物理的,参加物理小组,搞无线电;喜欢文学的,参加习作组,搞文学点评或组织诗歌朗诵会;喜欢舞蹈的,参加舞蹈队,每周末上午在学校大厅练芭蕾或跳民族舞;喜欢钻研理论的,有学哲学小组等等,这些活动都有老师作指导,老师也都是自愿的,没有额外的报酬。每班的黑版报还办得有声有色,哪个班都不甘落后。六个班假期里都会各自组织旅游活动,芝灵津海滩、水岛、茂物植物园、从茂物到山顶沿途的丽都、芝保达斯都是最好的旅游去处,再远的就是去日惹的婆罗浮屠。各班都有文史科、数理化或外文最拔尖的人才,成绩最优秀的人,总是得到大家的交口称赞,选班委自然都推举那些学习好又热情为大家办事的人,六个班有一个共同点是:在高中三年里,各班的班长都没换过人,他们之所以能连任是得到大家的认可和拥戴。
        在他们高一上学期临近期末时,政府宣布华校不能收留印尼籍的华人子弟读书,这样,便发生了大规模的“分校”了,所有印尼籍的学生都离开了华校,另外到新成立的YAYASAN学校读书。全校学生一下就减半。
那时候的学生都很单纯,唱的是大陆最新的歌曲,看的是新公演的大陆电影,穿的是学校规定的学生服装,大多数女生留了长辫子,在背后甩来甩去,也有的梳一对短短的羊角辫,扎两个鲜艳的蝴蝶结。上学大多是骑自行车,家远的坐北渣(beca,当时在雅加达通用的人力三轮车),坐私家车的人很少,也有步行来的。上学和放学时间,学校门前的小巷就拥挤得很,每逢下雨天,就成了一滩烂泥。不过,从来都没发生过因交通阻塞而发生争吵的事,同学间更没听说过谁跟谁吵架。每逢下午做实验时,多数同学放学后就在校门口旁边的小吃店里吃饭,要一份咖喱牛肉饭,辣得嘴丝丝响,再喝一杯冰水,真爽!
        60届本来可以按常规读到那年7月高中毕业,“第十号法令”完全搅乱了整个华人社会,也打乱了学校的教学秩序。各地遭迫迁的难侨一批批来到雅加达集中等候船期,在遭受前所未有的迫害面前,所有华人空前的团结,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学校上课时经常会少了很多人,女生们都去难侨集中地做接待工作,男生们则去海口搬运行李,学生们都是自愿的,他们以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为当时的华社出一分力而倍感到欣慰。
大明星、猴子、胖子等人是搬运组的骨干。论学习成绩,他们并不拔尖,猴子还常考不及格,但是,在海口搬运行李,没有他们却不行。难民上船之前,行李常受到海关人员的刁难,他们也多是老的老,小的小,搬不动行李,学生搬运队帮了很大的忙。搬运队每次都是把该船期的全部落舱行李搞定了之后才班师回朝——回市里的家,每个人常常是饿着肚子却从不叫苦喊累,在往城里开的车上,总是一路歌声。
         应该说明一下,猴子、大明星、胖子只是同学给取的外号。猴子最活跃,猴子因为淘气,还爱说诙谐的话逗乐,个子小又长得精瘦,也不知道谁给取了“猴子”的雅号,大家就都这么叫开了,大明星和胖子也一样,连他们原来的大名都不叫了。猴子所到之处总是有笑声,这时,他的破锣嗓子领着唱:Mana sih mana,anak kambing saya?他一边手舞足蹈地转着身胡乱指挥,粗犷的声音便和着:Anak kambing saya ada di pohon waru . 猴子接着唱:Mana sih mana jantung hati saya?年轻快乐的嗓音吼起来:Jantung hati saya ada di kampung baru .接着便是一阵欢乐的齐唱:cha cha mari cha heihei,cha cha mari cha,ada di kampung baru ……(注一)唱完一支又唱:Nona manis siapa yang punya……rasa sayang-sayang -e ……(注二)
       (注:这是印尼通俗的歌曲,歌词大意是:我的小羊羔在何处?我的小羊羔在树上;我的心肝宝贝在何处?我的心肝宝贝在新村……)
       (注二:歌诩大意是:美丽的姑娘属于谁?……多么让人心疼啊……)
        谁也不知道这些歌是从哪儿学来的,也不知道是谁最先唱起来的,反正,那时每个人都会唱,谁一唱起来,大家就都吼开嗓音唱,唱得很尽兴,很惬意。唱这种粗俗的歌好像最能发泄他们热情澎湃的激情,最能表达他们无忧无虑的心情,也唱出了青春的飞扬恣肆。
        猴子回国时,那批船上的同学都分到南宁,后来分别被广西大学和省级其他大专院校录取,他和他们也就一直呆在广西了。很多同船回来的同学在七十年代陆续去了香港,加入了余衍吉等人组成的校友群体之中。猴子和一些同学还留在南宁,这次他们都受到邀请去香港团聚。

五、

        不能光说男生,60届的女生也一样优秀。热带的女孩早熟,升上高一,虽然才十五六岁,女生个个就都身材窈窕,曲线凸显,不过,那时的男生与女生之间都只是朴实的同学感情,交往也只是学习上的事。各班的学习尖子中女生占半,所以巾帼不逊须眉,课外各种活动小组,女生也不输给男生,舞蹈班更是以女生为主,只有物理小组是清一色的男生。一班被公认是美女云集的班,像皮肤白皙的依雯,长睫毛下的大眼睛特别迷人,笑起来还显出了很深的酒窝,举止端庄学习又好,她到哪儿总要让人多看几眼,都说她是校花。还有皮肤略显黝黑,却眉毛扬起小鼻子挺拔模样很惹人喜欢的海妮,她在顾盼间带着迷人的妩媚,很是动人;身材高挑的岳琳比很多男生还高出半个头,大概是全校最高的女生,她长得眉清目秀,牙齿整齐又洁白,也是学习尖子。二班的女生没有一班漂亮,可是却有很多骄人的地方:有歌声最动听的秀子,有弹奏钢琴的能手茜兰,有会指挥的小果子,年级的几个文科尖子也都集中在这里,湘涵和班长章喜文那时就常在华文报上发表散文诗歌和小品。其他班不乏舞蹈尖子和校篮球队的主力。
        湘涵圆圆的脸透着健康的红晕,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很清澈,眼神是沉思的探索的,使她总是神采飞扬充满青春的活力,大家给起了“洋娃娃”的外号。初中时期,她最喜欢看的书是《牛虻》,上了高中,最受感动的是《青春之歌》,亚瑟和林道静的经历深深地吸引着她,这两个文学作品中的形象甚至成了她崇拜的偶像。1960年的大动荡在她认为这不就是锻练自己的最好时机吗?接待难侨、搬运行李,当然也算是在这场动荡中出一分力,但是还应该到第一线去,就像林道静那样投身到革命激流中去。本来,她热切地希望回国,因为北国有一个她想念的人在等她,但是她却做出了相反的决定——留下来工作。亚瑟深爱着琼玛,但是他却离开她到遥远的南美洲流浪,去尝尽了人生的酸苦和辛辣,13年之后才回到故乡。亚瑟和琼玛的爱情让湘涵为之震憾,她相信她想念的人一定会信守诺言等她。高三那年,湘涵不满18岁,这个热带早熟的女孩的想法却与众不同,在同学们都卷入回国浪潮时,她毅然留下来走上工作岗位,去搏击动荡时期的风浪,她被学校推荐到侨团工作,是年级里最晚回国的一个。同学一个个上了大学,按她的成绩,她也能考上自己向往的名牌大学,可是她却还远在大洋的这边,一年,两年,她呆不住了,一直跟侨团领导闹要回国。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她常在报上发表文章,侨团看中她这个笔杆子,一直舍不得她走,希望她再留下。她的“他”早已大学毕业工作了许多年,也等急了,第四年,她才如愿以偿回国了,同届的同学都大学毕业了。
        回国后她坚持要上大学,他眼看等了这许多年等的却只是一个很普通的高中生,便断然结束这段延续了六、七年的感情。她再上大学,那就等到成了老光棍了,他只好快刀斩乱麻,长痛不如短痛,把她的所有信物归还她,最后甩下的话是:我被你拖到几乎打光棍的地步,可是我得到了什么?你也不是天仙,我为什么还要再等下去?她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她几乎站立不住,但是她没有哭,那天她来例假,在意识到爱情就这样的结束时,太过沉重的痛苦使她血崩了,一股温热一直流到腿上。她明白,假如她放弃上大学,按照他的意愿跟他生活在一起,自己很多年常在夜里思念他为他编织美丽的梦想就全都实现了;可是,她没有大学学历,一切必须从头开始。她还很执拗,她要走自己选择的路,不会因别人而改变。她明白他需要什么,因为爱他而情愿放弃,所以她没有留住他。她也明白,没有了他,今后自己的感情世界永远是一片荒芜,她的心在他转身离去的时候就死去了。湘涵的爱情经历是60届里最悲凉最令人扼腕叹息的。
        是他下决心结束这段感情,她却善良地自己默默承担,不想损害他的形象,同学亲朋问起,她却说是自己要离开他,把痛苦深藏在心底。从那次血崩后就没好过,吃过很多中药都不管用,她写信回家却不敢跟母亲说,怕她担心。在大学里,她也和其他同学一样下乡劳动,文革后期学校改制,教师员工全去五七干校劳动,而学生全去军垦农场“接受再教育”。军垦农场都在外省偏辟的山村,学生们分开男女生连队按部队的编制生活,临时营房是用土坯垒起的,屋顶是茅草,一排木板支在扎进泥地里的木桩上,十个人就一个挨一个睡在上面,门只有门洞没有门板,一面墙上拉起根绳子,挂着每个人的洗漱用具,一切都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了。劳动是插秧种水稻、在棉花地里除草、打砖、挑石头、挖水渠,干最重的体力活。天刚亮,起床号就响了,用最短的时间把被子叠成像豆腐的正方形,用最短的时间洗漱,然后排着队唱着歌走向田间劳动,到太阳升起来,炊事班才把饭挑到田头。吃完饭只歇息一会儿便接着干活,中午也在田头吃,午饭后有一个小时休息,女生们便就地倒在田埂边睡着了,下午干到天擦黑才收工整队回营房,还高唱着“日落西山红霞飞……”的歌。吃完晚饭,大家简单的冲洗一下倒头就睡了,那一身又是泥水又是汗水的衣裳也没时间洗,脱下来晾着,明天起床再把它穿上去劳动,反正每个人都是一身抠臭的酸臭味,也就闻不出谁臭了。食用水是湖里没经消毒的浑浊的水。女同学只知道湘涵有妇科病,却不知道底细和原由,她瘦成了麻杆,脸无血色,仍然咬着牙挺下去,还争了个“五好战士”的荣誉。在感到体力难支时,她想起古代圣贤的古训: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智,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一向好强的她,在任何时候表现都是出色的,她决不输给别人。
        到分配工作后,中医说她是任脉损伤,结了婚生了孩子能治好她的病,她没考虑太多匆匆结了婚。婚姻是需要理由的,爱情却没有理由——她结婚的理由就是为了能治好自己血崩的病,但是,感情始终无法从初恋时爱着的人移到身边的男人身上,她对她初恋的人爱得何等的深沉,那份感情是刻骨铭心的,她甚至觉得自己一生只能爱一次,这是她的悲剧的症结所在。婚后的生活非常的冷漠,两人长年不说一句话,最后,还是分道扬镳了。她也是60届惟一婚后离异的一个。谁都不理解,一个当年充满激情又文采出众的洋娃娃,婚姻却是那么不如意!
        本来,高中时期是最富激情的,很多人也承认某位同学很优秀,甚至暗暗地滋生了微妙的感情,可是,那时,每个人的注意力都放在了回国和参加高考上,而这些要决定前途的问题又都那么急迫的摆在每个人的面前,以至于很少有时间能去考虑儿女情长,大家都在等船期,到了国内又匆匆分了手,就都按照各自的运动轨迹与高中时期的同学错开了相交点。等许多年之后,才发觉自己错过了表达感情的时机,彼此都在各自生活的圈子里遇到自己的伴侣,而且也有了后代。只有跟旧同学相聚时,话题便无拘无束地回忆高中时代的往事,包括那时心灵曾经细微地萌动的暗恋念头,此刻都毫无顾忌地说出来。就像余衍吉在同学小聚时,还半带开玩笑地公开对岳琳说:很可惜,我当时不敢追你。话语中没有掩饰他的伤感,大家当作玩笑听,有人继续取笑他说:现在还可以追嘛。晚了,我哪敢?会被她那位扫地出门的。余衍吉不无遗憾地说。岳琳只说他脸皮厚,大家一阵哈哈就是了。这种玩笑正表现昔日的情谊至今仍然是那么纯真,那么醇厚。因此,同学的聚会也带着些许享受精神圆梦的意味,朗朗的笑声里飘浮着许多遗憾和深深的怀思,带着岁月的伤感,有时这种伤感反而给人些许抚慰,因为人生从来就不完美。
        高中时期也有人相好过又分了手,几个男生都与海妮有关,大家在说起时,自然都把矛头对准了那个眼睛能勾男生的海妮。那双覆盖在密密的睫毛下的眼睛荡漾着迷迷蒙蒙的神色,多看一眼你就想去捕捉它到底隐藏些什么,让她盯上一会儿,男生们就会心旌激荡。她在高二就和一个男生上学放学成双成对,后来,又换了另一个,后来,两个都被她甩了。其实她从高一就和已经回国的初中时期的语文老师好上了,通信很密切。可是,到高三时,她又跟别班一位很优秀的男生好上了,到她回国时,拿了那位老师家里送的金手饰和手表等贵重物品,而到了国内,却和那位同年级的男生一起回乡游玩,花的是人家的钱,那位男生对她情深意执,在经济上帮了她很多,可是,因为两人分在南北两处,她在大学里又先后和班里的团支部书记以及一位班干部好上了,那时候,能当上班干部一定是团员,而团支书是令人崇拜的偶像,争取入团是每个学生的目标,能和团支书谈恋爱离入团也就不远了。可是最后,那位老师和那位高中同年级同学以及大学的两位班干部都被她甩了,前两位的理由是因为他们家庭出身不好(那时候在大陆,把家庭出身摆在最最重要的位置,越穷越被定为出身好),而后面那两位大概是后来她觉得缺乏点吸引她的男人味,反正她总是有理由。而她是在文革大串连时遇到外校一位身材高大的北方男生就一见钟情,在毕业分配之前便做了母亲。海妮的浪漫史成了60届最典型的恋爱不定式,她在感情问题上太轻率,可以同时和两个人谈恋爱,被她伤害过的男生就有好几个,原来跟她要好的女生因此疏远了她。
        这次全年级香港团聚,湘涵会来,在东北工作的海妮也会来。她们一个是记者,跑腿的听差的;一个是市侨联主任,当官的,坐办公室打打电话的。
        高中时期,她们虽然不同班,却是要好的朋友,一起在朗诵会上朗诵诗,一起演出话剧,两人都分别和已经在国内上大学的一位初中时期的老师鸿雁往返传情,其实她们的老师是同校的校友,只不过比她们高几届,华校师资很缺,优秀的高中生有的就成为初中班的老师了。她们甚至还把自己的“他”写来的信互相交换着看,但是,湘涵心里始终只有“他”一人,而海妮,却能同时和不同的人恋爱。湘涵回国在华侨补校时,海妮已经是大学三年级了,海妮听说了湘涵和“他”分手了,一个周末的晚上,海妮突然到补校来找湘涵,还带了她班里一个男生。她们就坐在校园的石凳上,海妮也不介绍那个男生是什么人,说的话题却故意问她为什么和“他”分手。这是她们自印尼分别后的第一次见面,湘涵心里太别扭了,她不愿意在一个陌生人面前说自己的事,可是海妮却滔滔不绝的说:我跟你的情况太像了,光靠通信建立起来的感情是没有基础的……湘涵觉得她的话就像一把钝刀子在她心上钝钝地拉着,伤口流出了殷殷的血。她们在北京只见过那次面,湘涵后来考上广州的学校南下,海妮一直都没再来找她。文革大串连时,伟大领袖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时,湘涵到北京也在天安门广场见到了领袖,她抽空去了海妮的大学,没找到海妮,却遇到原来高中同届的一位女同学原来也在这个学校,两人相见之下,非常高兴。她告诉了湘涵海妮的种种情况,原来那年海妮带那个男生去补校找湘涵,那是她班里的团支书,海妮在争取入团也爱上这个男生,她有意引湘涵谈到与原来的老师的感情纠葛,是在向这位男生表白自己,否定自己那段感情。
        那件事,湘涵一想起来就反感,她记得海妮说过一句话:我这个人是好马不吃回头草,还相信天涯无处不芳草。哦,这就是她对待爱情的态度。湘涵很想对海妮说:我和“他”分手的原因绝不是你所想像的那样,咱们两人对待爱情的态度没有共同之处。不过,这些话她始终没说出来,只是和海妮高中时期的友谊在不知不觉中悄悄的褪了色了。湘涵感到遗憾。时间和人事,也在考验原来单纯的友谊。
        其实她们两人本来就很不一样:一个痴情,对初恋的人始终念念不忘,那份感情是绵绵的像一股永远不断流的山泉一直珍藏在心底;一个对爱情善变,可以像烈火一样狂热地爱一个人,但是没有多久就完全冷却下来;一个单纯幼稚,一个很有心计。

六、

        国内同学从全国各地在规定的时间陆续到达深圳,相见时,很多人都认不出对方,与留在记忆里的印象大不一样了,岁月在不经意间在每个人脸上都留下了痕迹,男生有的几乎谢了顶,女生也成半老徐娘,半天还是想不起对方,等对方说出自己的姓名才惊叫起来:原来是你!猴子脸上有了绉纹,头发也稀薄了,就是调皮爱逗笑的脾气一点没变。
        猴子看到来自唐山的曹崇伟,惊喜地叫喊:“你还活着?以为你死了!”并上前和他紧紧拥抱说,“天不灭曹啊!”这是《三国演义》里曹操冲出刘备的重兵包围时的叹息,猴子用在这里再恰当不过了。曹崇伟当年在班里喜欢看理论书和古诗词,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有点老学究的样子,因此外号叫“曹大人”。他在武汉大学政治系毕业后分到唐山开滦煤矿子弟学校当老师,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就没有音讯,后来是章喜文跟他联系上的。曹崇伟说:“当然还活着!两世为人呐。”回答又很恰当地概括了从大灾难中逃生的感慨。唐山大地震死了24万余人,说起来还让人震栗,曹崇伟那时还是单身,和另外一位单身教师住在一间平房宿舍里,因为天太闷热,那晚他们把床板拿到院子里,支起纹帐,过了后半夜才迷糊过去。不久,只觉得地猛烈的摇撼,两人都醒了,几分钟后,房屋倒塌,像世界毁灭了一样。幸运的是他们睡在露天,躲过了一劫。猴子摸摸曹崇伟的手脚,问:“你还完好吧?”曹崇伟说:“什么都没缺少。”大家看着这两人的样子便哈哈大笑。
        最后抵达的是来自福建武夷山下的小县城长汀的何贵仁,猴子也上前问候:“贵人就是贵人,总是姗姗来迟。”当年大家都故意用谐音叫他“贵人”,何贵仁是班里成绩很拔尖的一个,从北京钢院毕业,可是分配工作竟然离他学的专业十万八千里,后来因为妻子在福建长汀,他便到这个小县城在一个很不起眼的单位做财务,那是中专生就可以对付得了的工作!用非所学,这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因为你没有通天的关系,呆板的体制、复杂的单位人事关系,像一张不透气的网,使每个人都无能为力。
        以前何贵仁在班里除了成绩好以外,别的就没给大家留下什么印象,他是那种脾气好又不声不响的人,谁骂他什么,他也不会还嘴。何贵仁说:“我差点就赶不上你们了,我是一个月前才接到通知,紧赶慢赶地办手续,总算赶上了末班车。”一问,才知道他也是失去联系的一个,最后是章喜文把他“挖”出来的。一说起来,大家自然都对老班长感激不尽。
        当年分校后去了YAYASAN 的原同届同学,也受到邀请。除了个别隐名埋姓不愿联系的人外,基本上全齐了,近九十人,队伍也算庞大,同乘一趟列车直奔罗湖。罗湖!当年回国时,有的同学是经过罗湖桥进入中国口岸的,桥的这一头是持枪的英国大兵站岗,桥的那一头却是解放军,远远的看到蓝天下的五星红旗,心里就激情澎湃。想不到三十年竟能重踏旧地!可是心境然已不同了,正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过了罗湖,再上九龙的列车,从窗外看去,楼房明显的与内地大不一样,除了高,色彩还鲜艳。他们在内地几十年习惯了城市灰暗的颜色,即使是首都北京的楼房,只有个别的大建筑色彩有些不同,其他大都是青灰色的砖砌成了墙体之后就不再抹白灰了,看上去,楼房就像没完工一样,这样是为了省料,因为国家穷啊!到九十年代初,北京才有为数不多的新楼拔地而起。
        在九龙车站,接待组的依雯和岳琳等人已经等候多时了,她们还像当年那么光彩照人,只是岳琳没有了长辫子,留着烫成大波的短发,依雯在脑后挽个发髻,显出成熟的端庄和典雅。接待组带着这一行人转乘地铁,一直带到港岛湾仔一座三星级旅店,按每两人一间房分配住下。当晚,便有许多同学在下班后抽空来到饭店,要好的男生一见面,你打我一拳,我捶你的背,说的是你胖了、发福了的话;女生见了面,就搂肩搭背,说的是你还那么年轻,我可老了。然后便几人一伙在房间里聊个不够。
        第二天开始的参观,让这些从山旮旯里出来的人大开了眼界,领略了东方之珠绮丽华贵的风采。你无法用一两个词语来形容香港,这里汇聚了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的文化,世界上最绚丽最丑陋的在这里碰撞、融会,造就了香港姿态万千、缤纷满盈的独特气质,既有令人驻足仰视的摩天大楼,也有传统简朴的渔村风情;既有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也有静谧婉如处子的白沙海滩;既有反映现代文明的高等院校和高雅的剧院大型音乐厅,也有阴暗肮脏的社会渣滓糜集的角落。所有酒楼总是宾客盈座,有几千元一份的鲍翅燕窝羹,也有路旁摊点五元一碗的皮蛋粥。人人都形色匆匆,因为时间对香港人犹如金钱,连家庭主妇对股市行情都了如指掌。香港人不是以文化层次来分阶层的,而是以手中掌握的金钱资产来划分的。
        在尖沙咀参观了启用不久的香港文化中心和香港太空馆,文化中心主大楼是一幢有巨大弧型屋顶的建筑物,国际性音乐会、话剧、舞蹈表演及电影放映会均在这里举行;太空馆有亚洲第一部全天域电影放映设备,也是世界上第一座全自动天象节目控制系统。参观了这两座建筑就可以领略到香港建筑文化的一斑了,在香港你找不到两栋样式相同的大厦。如果加上港岛中部组成中环金融中心的中银大厦汇丰银行大厦和其他各具特色的世界银行大厦以及财团办公大楼,香港展示的现代化建筑文化让人叹为观止!要细看的话,几天几夜都看不完。
        从金钟进入中环之前,许多条通往不同方向的路在这里互相交叉,各式车辆川流不息,远望前方,好几座天桥横贯两旁的大楼,行人通行自如,如果在雾气蒙蒙的早晨,罩在烟霭之中的天桥便飘飘渺渺,像飘浮在半空中一样,那景色便犹如在童话故事中出现的仙境。陈立纲想,如果腾冲能有这样的景色,有这样的天桥架在山梁上,从这座山到那座山就方便了,不用费劲爬坡下坡绕来绕去。
        这一路,陈立纲有点腾云驾雾的感觉,面对着繁华喧嚣的车水马龙和林立的高楼大厦,有点像刘佬佬进大观园,眼睛都不够看了。
        华灯初上时分,接待组带领他们在中环坐揽车上太平山顶。到香港旅游的人必上山顶一游,没到山顶一览东方之珠的夜景的人就不算到过香港,就像去北京游览必登八达岭长城一样。太平山顶是港岛的最高处,是观赏夜景的最好地点。极目了望,高耸密集的建筑物华灯齐放,整个香港仿佛在星空中一般,五彩斑斓,绚烂无比,维多利亚港像块黑色的绸缎,行走的船只闪亮的灯光就像是缀在这块绸缎上的各色宝石;两岸灯火璀灿,霓虹灯闪烁,像是银河里的星星降落人间。如此美景恐怕神话中的天上琼楼玉宇都比不上,让人如梦如幻。
湘涵在广州见到海妮之后,两人只略打了招呼,海妮感觉到她对自己的冷淡,便讪讪的走开。在山顶看夜景时,海妮正好立在湘涵旁边,她低声的说:“你对我有看法。”湘涵摇摇头。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所爱,以往都已成为历史,重提个人的隐私多没意思。海妮又说:“我知道你讨厌我。”湘涵不语。她知道海妮在毕业分配前就做了母亲,那对她是多么艰难的啊,那时学校的校规还很严,文革时期很多学生禁锢不了感情的堤坝违反了规定,暗中怀了孕的国内学生还有家可以躲藏,而海妮,怎么办?实在想像不出她是怎么度过那段日子的!湘涵心里想问候她,又觉得不妥,谁愿意重提以往难堪的话题呢?她还想说:同学相聚时只叙友情,谁都不讨厌谁才来相聚。可是,她没开口。这些年,她变得很伤感、很忧郁,却又不向人吐露,只是把她那份失去的初恋时的感情深深的埋藏在心底,她什么都没有了,爱情、婚姻、家庭,什么都不如别人,她原来青春明亮的眼神暗淡了,她已不是那个青春腼腆而又桀骜不驯的少女,几十年艰辛的岁月让她看起来苍老疲惫,一头青丝也染了些许白霜,仔细看的话,眼睑下面松松的,有了不大的眼袋,然而,她却不向命运低头,还是不肯停歇地努力。海妮和她相反,体格比先前丰腴,脸色红润,是那种对生活很满足的样子。
                             

七、

       参观的第二天去了沙田跑马场、香港大学、科技馆等建筑,然后在尖沙咀附近自由活动。
       尖沙咀是观赏香港海湾的最好地点,站在海边栏杆旁,对岸的旖旎风光、蓝天碧海、繁忙的天星码头,全收进眼底,让人留连不已。在码头不远处是旧火车站钟楼,孤独地矗立在那里,它是二十年代的建筑,是昔日广九铁路火车总站的一部分,如今成了一个文物,见证了尖沙咀的百年历史变迁。
        尖东是填海后八十年代才成形的地区,环境排列井然有序,有仿古罗马的石柱和喷泉,漫步在尖东公园,好像又到另一个休闲的去处。
        大家边走着边聊着,知道了很多同学的情况:谁英年早逝了,谁重返印尼居住了。二班的小不点来香港不久从大厦的顶层往前纵身一跳,像自由落体一样坠落大街上,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原由是他追求的女友爱上了别人。那时班长章喜文还在郑州,出殡时,余衍吉找来几个原来的同窗好友为他抬棺送他最后一程。大家听后一阵嘘唏。小不点在班里是年纪最小的一个,男生较晚长个儿,上了高中他还像个初中生,大家因此叫他小不点,他是个聪慧好学的学生,只知埋头学习,成绩一向优秀,回国后考上全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那时他才17岁,学的是天体物理专业,毕业后又上了两年研究生班,是60届学历最高的一个,同学都说将来他会成为研究宇宙天体的科学家。可是,分配时,他却不能去自己向往的机密科研单位,后来便去了香港,工作不如意,爱情生活又遭挫折,因而走上绝路。他是60届最年轻就去世的,真让人伤心和惋惜!
        有人问猴子:你会不会想不开去跳楼?猴子拉开他破锣嗓子说:“绝对不会!我没那个胆。”
        是的,从二十几层高的楼顶往前一纵,那也是需要勇气的,那种视死如归的勇气和胆量也是让人震栗的。
在香港生活,压力非常大,报上天天都有跳楼的事,要生存下去是不易啊!
       也有一个同届女同学在北京住进精神病医院,她从回国后就一直住到现今已经有几十年了,住院的费用全部由侨联负担了。据说是因为她暗恋着一个人却无法表达,而那个人却和别人结婚了。北京的同学曾去医院探视过,她谁都不认得了,但是说起高中的同学,却依然记得很多人的名字,说起以前的事,还能条理分明。奇怪的是,经过几十年的岁月,所有人都老了,而她却与当年差不多,她的神志和心理状态,永远都停留在60年代。
        也谈到谁谁在工作中做出了成绩,成为名人者首推画家张宏生。那时学生会的黑板报少不了由他来加工,报头报尾只经他用彩笔描上几笔,版面就活了。他出生在丹青世家,年纪轻轻就被印华美协吸收为会员了,早年就得到五十年代著名画家李曼峰的指点,加上自己的天资与勤奋,回国时就颇有功底,考上全国最著名的北京美术学院,更得到系统的教学指导,使他在自己喜爱的画作领域里打下了厚实的基础。可是,谁都知道大陆美术界论资排辈之风比别的领域都更甚,从美院毕业出来不等于就能成画家,即使你很有创作的天份,你的作品也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可是想拿出去展览,那怕是在众多的画展中能让你露一下,都是难之又难。需要有“通天关系”,也就是要认识那些名画家,他们愿意帮你出面去疏通,才有可能获得展示的机会。即使崭露了头角,还需要有媒体帮你吹捧,总之,通向成功的道路上,人为的因素太复杂。他正是看透了这一点才毅然出来香港,自己去闯天下。一文不名的他,全凭自己的才能一步步走向成功,这些年,他事业发展得更快,频频参加大型画展,作品获得过多种奖项,自己在香港、东南亚、美国办过许多画展。说起张宏生,大家啧啧称赞。
其他人只能说小有成绩,各自在岗位上做出了贡献。
        曹崇伟是市教学骨干,每年高考后,他都被抽调去批阅本市考生的考卷,批阅高考试卷是一项很保密的工作,阅卷的老师要被隔离一个月,进行封闭式的批阅。猴子开玩笑的说:“老实交代:你阅卷有没有作弊过?有没有受贿?”“曹大人”是班里公认的老实人,猴子又说,“谅你没有胆量。我是没这样的机会,否则,谁要给我行贿,我是来者不拒。”大家嘲笑他,他还振振有词地说:“哪个手里有权的人不是在利用职权占便宜?这是公开的秘密。”猴子大学里学的是生物系,毕业后用非所学,在医院化验室当化验员,他说这是无法弄虚作假的清水衙门,自己既无权又没有通天关系,乐天派的他,过好自己的小家日子便得了。
        二班副班长怡宁从小学就是学习尖子,她个子瘦小,戴一副近视眼镜,两根长辫子却又粗又长,因为学习拔尖,一直都当副班长。她考上北京工业大学,读的是同位素分析化学,毕业分配专业对口的话,应该是去搞机密科研项目,但是,因为她是归侨,虽然学习很拔尖,表现也很突出,机密单位也不要她,那个名额由一位学习远不如她的同学占去了,理由很简单:那位同学的父亲是师长级官衔的军人,家庭出身好。怡宁被留在学校当教师,几年后,她才调到不属于机密单位的环保研究所从事环保的科研课题,专业也改了。一向刻苦好学的她,改了行也很快在自己的业务上拿得起,成了科研课题的骨干,她带领的几项科研课题在系统里都得了奖。
        大多数归侨像怡宁一样,到毕业分配时,才明白一切都讲“阶级路线”(注),即使你在校的成绩有多出色,重要科研单位、国防科研单位、机密单位、政府机关,都不会让归侨去,因为归侨有“海外关系”,被认为“不可靠”。因此,归侨学生毕业后用非所学的很平常。
      (注:八十年代以前的“阶级路线”就是依靠工人、贫农、下中农和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家庭出身人。)
        大多数归侨学生在语言表达能力方面是比较差的,不像国内人张嘴哇里哇拉说得溜极了。怡宁半天才能说一句完整的话,别人早就说了一大串,像她这样,即使业务很棒也是吃不开的。需要出力的事,人家会想到你是骨干;提拔干部时,馅饼却都是落在干部子女或是有通天能力的人手上。所以她这个骨干实际上捞不到什么好处,因为她是老老实实干活的那种人。
        大家给留在国内的同学排了排队,当医生和当老师的占多数,因为不论是读文科还是读理科的,用非所学改行的,都成了中学老师。像湘涵能在媒体当记者的,在归侨中是凤毛麟角。在媒体或出版社从事印尼文翻译的归侨有不少,因为他们擅长印尼文,但是要当第一线的记者或编辑就很不容易,需要有较好的文字功底和比较高的综合素质。猴子问她,去报社是不是“走后门”的,湘涵说:“我跟你一样什么后门都没有,我是自己去考试被录取的。”猴子说,那你也算幸运,毕业分配就在北京。湘涵说:“你错了,分配时,我主动要求分到最艰苦的地方,最后一个名额是粤北大瑶山区,没人愿意去,我去了。”
        七十年代初,伟大领袖指示“深挖洞,广积粮”,人们大战三线(注),在湘粤桂三省交界的深山密林里落实这个号召,成千上万民工和部队炸山凿穿渺无人烟的大山,现代人在旷古的森林里演绎中国古代寓言故事里愚公移山的童话,当时人人都视之为一项非常神圣的工程。在那千军万马中,就有湘涵这个从赤道回国的归侨。干活都是用肩挑的,硬是把山打穿,用肩膀把土和石块一畚箕一畚箕的挑走,墙体上还抹上水泥石灰,建成能让大卡车并排行走的大隧道,谁也不知道这些山洞和隧道后来做了什么用途。
      (注:当时全国都在备战,沿海被称为一线,大城市是二线,三线是指那些偏远的经济不发达的山区。)
        湘涵在北京华侨补校期间,远郊区修建十三陵水库,北京的工厂学校机关和部队共组织了十几万人去参加建大坝的大会战,她也随补校去参加劳动。那时候机械设备非常少,都是靠人海战术,上万人用铁锹用肩挑代替了机械,把一座山挖下来,再用畚箕把土挑上大斜坡垒成了大坝,就像蚂蚁搬家一样。上万人的行动都那么井然有序,那种高昂的劳动热情,那种严密的组织纪律性,在任何别的国家里都不会有的。虽然那种劳动很原始很粗重,在建设共和国大厦中,她体会到了自己是融进了大熔炉里的一粒砂子,锻造的火焰必然会痛苦,但也愿意去承受。其他留下的没有出境的归侨,也许有人因为无奈而留下,也许有人就像湘涵一样,是情愿成一粒砂子受锻造的。在艰难的环境中,她心里总是默念那个古训: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智,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湘涵上初三时,有一次作文题是《我的理想》,她写自己的理想是当记者或作家,她一直朝这个方向努力。同样丢失了爱情,有的跳楼有的患了精神病,湘涵不会像他们一样,她要顽强的生活下去,因为还有目标——她的理想,也许会遥不可及,也许会因为自己缺乏企及的能力而无法实现,但是,她会用全部的岁月去跋涉。婚姻破裂了,一个人带着孩子过,家务一人包揽,没有人帮一手,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买东西得排大队,冬天要给孩子做棉衣棉被、织毛衣毛裤,那时候还没有羽绒服,她学会了用棉花一片一片的絮成棉衣,自己还要挤出时间写稿钻研业务,日子过得就像车轮子一样不停歇地转。过年过节,家家吃团圆饭热闹得很,她和孩子两人冷冷清清,最多是带上孩子到怡宁家里和她一家人团聚。每逢佳节倍思亲哪,丝丝缕缕情牵梦绕,时时都会想着太平洋那一头的亲人。父亲在七十年代中期因平时从未被察觉的心脏病突发去世了,母亲带着年幼的弟妹艰难度日,而自己却不能分担母亲的劳苦,心绪是沉重的。
        六十年代回国的归侨学生,当时谁都不会去想父母年老了怎么办,每个人只是归心似箭投奔故国,等自己到了中年,在太平洋彼岸的父母都年老力衰了,他们才感悟自己是做了不孝之子。然而,人是要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长大了就得撑起母体给它的小伞飞走的。


八、

        团聚联欢的日子终于到了。接待组的同学一早就来旅店把国内同学带到铜锣湾一家星级宾馆的大酒楼里。初到铜锣湾,没有人带路的话肯定会迷失方向,密集的店铺、纵横的马路、交错的楼房,从一个店铺走进去,实际上已经穿梭到另一家酒楼里或是出去时已经是另一个街区了,或者是踏上了穿越两边都是店铺的滚动扶手电梯,到头时却已经是另一番天地了。巴掌大的香港寸土如金,身临其境才深有感受。连中环半山沿台阶而上的两旁狭窄的空间,也全都是小摊位一个挨一个。
        接待组的同学说声:到了。抬头一看,醒目的大横幅写着:椰中60届同学毕业三十周年联欢会。大厅前,两旁排列着其他届同学庆贺的花篮,一长列桌子摆着签到本,接待组给每人发了一个胸卡,都写上了各人原来的班级和姓名——他们想得很周到,很多人是自毕业后至今才第一次相逢,没有看胸卡上的名字就谁都认不出谁了。
        进入大厅,收音机里播放着《同桌的你》,轻柔的歌声袅袅:
        你是否曾经想起你昨天写的日记?/今天你是否还想起从前爱哭的你?/老师们都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有时候偶然翻出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遇到多愁伤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为你做的嫁衣?
         你从前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是过得很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谁遇到爱哭的你?/谁看了我写给你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
        从前的日子已经远去,/我也将要离去,/我也会给“她”看相片,/指出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为你做的嫁衣?……
        没有人去品味歌里的意境,所有人都在互相找人,当认出了对方时,相拥的互相推搡的闹成了一团;也有人故意先把胸卡盖住,等到对方实在认不出自己时才给他看,一看名字,那种惊喜那种雀跃真难以形容,整个大厅简直如同煮开了的大锅。当年是青春年少的青年,如今都是近天命之年的人了,一晃已经过了半辈子,多少感慨多少沧桑!蹉跎岁月留下了每个人的足迹,有凄美也有辉煌,有悲怆也有失落,有高昂也有平淡,无论如何,大家又都集拢在一起,这是很特殊的时刻,人生能有多少次这样的欢聚?有多少时候能这样的畅谈欢笑?
        秩序非常非常的乱,是那种非常热烈的乱,是前所未有的,当司仪的胖子都指挥不了了,几个筹委委员一齐在台上用麦克风喊着也压不下喧嚷。
       上午的庆祝活动与全场不停息的欢声笑语一起进行,筹委主席余衍吉致词后,是各班代表致词,二班是让原来的副班长怡宁讲话,在她说到希望在第二个三十年、第三年三十年,我们还能再相聚时,全场爆出了一阵欢笑……
       接下来是各班照集体像,也是你拉我拽的,又说又闹的才站好了位置,年近半百的人都像回到青春年少时一样。各班集体像照完后,便是自由组合照,谁都要在大横幅下留住这个值得怀念的瞬间。
        香港的、印尼的、世界各地的、大陆的,能联系上的几乎全到齐了,三百多人都互相见面了,互相交流了这些年来的情况。谈话的话题忽东忽西,一会儿是三十年前的高中时期,一会儿是大学时期,一会儿是来香港后早期的奋斗经历。
        毕业后的几十年,每个人在挫折和奋争中从幼稚走向成熟,每个人都有过辛勤的劳作,也曾经享受收获的喜悦,不管是重彩还是淡描,是杰作还是败笔,在时代的画页里都曾留下了自己的手迹。三十年,在时间的长河中只是一瞬间,而对于人的一生,它可能是大半辈子,而且是最宝贵最有决定意义的年代!
        60届的同学有的当上了公司老总或老板,有的是外企经理,有的成了同乡会或社团有名望的人士,还有教授、医生、画家、科研工作者、记者、中学教师,当然也有普通职员、打工仔或家庭妇女。在热烈的欢声笑语中,有人热情,有人冷漠,那些神采飞扬神态自信又矜持的人,一定是事业上有成的人,那些沉默郁抑神情游移欲言还止的人,便是感到事业上自惭的人。大家见过了面之后,在兴奋之中仍然掩盖不了一丝无形的隔阂,这是因为经济现状的差异造成的。在商品经济的社会里,每个人的社会地位是以经济状况来决定的。经过几十年岁月的洗礼,你无法抹去岁月的痕迹。

        晚宴是自助餐,食物很丰盛,香港的美食世界闻名,东西南北、欧美亚非,只要是地球上有人吃过的菜肴,在香港就能找到能做的餐厅。摆在大长桌上的菜肴以印尼风味为主,是国内同学久违了近三十年熟悉的家乡口味:沙帝串(sate)、加多加多(gado gado)、牛肚椰子浆汤(soto)、用香蕉叶包裹的烤鱼(ikan pepes)、十五夜仑冬(lontong capgome),还有很多已经忘了名称的菜,味道很地道,每个人都大快朵颐,放开肚子吃个够。
        余衍吉举着一杯饮料到一些同学面前与大家碰杯,归侨学生的团聚还很传统,只喝饮料,没有白酒,不像国内人一聚餐,什么烈酒都上,最后醉得失态。余衍吉来到二班同学当中,向大家祝酒:“为了大家的健康,为了这次团聚,也为了下一个三十年再团聚,干!”猴子总是会找新的话题,说:“衍吉,看你红光满面,再活个三十年当然没问题了,可我呢……”余衍吉说:“你活得比我更开心。”猴子说:“那是穷开心,生活质量远不能和你们相比啊。”余衍吉说:“我们过得比你们紧张得多。不管怎么说,我想可以用一句歌词来概括——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不变的是我的中国心!”大家异口同声说:“说得好!”余衍吉去别的班了,这里,还有的同学悄悄地说:“他是好样的,赚了钱,不忘支援内地,尤其是老家。给希望工程捐献,给贫困地区捐献,只要国内什么地区发生什么灾害,他都捐款。”这时,扩音器里正播送那首《我的中国心》的歌:“……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不变的是我的中国心……”
        饭饱喝足,撤去了餐桌,文艺节目开始。香港同学准备了精彩的节目,有大家熟悉的印尼土风舞,也有时兴的探戈和华尔兹,双双对对,跳得灵活又高雅,还有人献上平时很少露一手的电子琴、竹笛。欣赏完准备的节目,接下来的余兴节目最精彩:一播放出印尼歌曲Lenggang kangkung ,猴子和胖子就带头跳起Joget (印尼特色的大众化舞蹈) ,很多人也上去跳起来,扭呀跳呀,都变年轻了,又回到三十年前的情景。跳到尽兴处,猴子亮开破锣嗓子唱:Mana sih mana anak kambing saya?胖子指挥全体合唱:Anak kambing saya ada di kambung baru .接着是一部分人唱:Mana sih mana jantung hati saya?另一部分人唱:Jantung hati saya ada di pohon waru .后来几乎是每个人都吼着: Cha cha mari cha hei hei ,cha cha mari cha ……
       唱完一支歌,再唱另一支,几乎把当年常唱的印尼通俗歌曲全唱遍了,笑声震天,联欢太尽兴了!很多人希望毕业四十周年时再团聚一次,猴子提醒说:“一定要等到那一天,谁都不许提前‘走人’。”大家明白他说的“走人”是什么意思。
        在大家狂欢之时,湘涵悄悄地离开座位去找她想找的同学。一位瘦高个的人向她走来叫住了她,他文质彬彬,宽宽的额头很有学者风度,相貌很熟,可是想不起来是谁了。“认不出我?”走近了一看胸卡,哦,原来是张宏生!湘涵说:“大家都在说起你,同学当中,你是成就最大的。”张宏生谦虚地说:“谈不上。混口饭吃就是,都要生存下去嘛,就得想法靠自己的专长去奋斗就是。”湘涵说:“很想参观你的个人画展,不知什么时候能有机会。”张宏生说:“我现在就在筹办一个个人画展,下个月在香港开幕,你还在香港的话就可以来看了。”“可惜不行,我们逗留的时间太短,在大陆居住,什么都受限制,这你是知道的。”有一位同学过来把张宏生拽走了,他们的谈话被打断了。团聚联欢就是这样,在你说话间,经常会没头没脑的被打断或是没头没脑的被插进别的话题岔开了。
        湘涵走到原本跟前。她从别的同学那里听说了很有经商头脑的原本,潜心钻研的却是佛经,他对相命学也颇有心得,这很出乎湘涵的意料,她很想探索一下他那很出格的思想。高一高二时,湘涵在雅加达寄宿,正巧和原本在同一条巷里只相隔几户人家,高二时他们曾经同班,却从来不说话,偶而相遇,只是交换一下眼神就算打招呼了,然后就匆匆把眼光移开。那时,湘涵在男生面前很矜持。人到中年了,见到旧同学反倒热情起来了。
        在联欢中,原本比较沉默,像个旁观者只是看大家热闹。如今他是个有身份的人,和他交往的都是大商贾或名人,青年时期放肆的大唱大跳已经离他很遥远了,他有太多商场上纷繁杂乱的事情需要费心去思考,不管是跳阳春白雪的舞还是唱下里巴人的歌,他都不会参与。湘涵看到他也已两鬓染霜了,虽然沉默,眼睛里却闪烁着喜悦的神采,他心里还是和大家融在一起的。
      “原本,”湘涵轻声地叫他。在办公楼,别人都是叫他原总的,只有昔日的同学还是直道他的姓名。他转过脸看到湘涵,她脸上留下些许生活跋涉的疲惫,然而眼神里仍然跃动着不屈服的活力。原本嘴角露出了笑意,先说了:“死丫头,怎么不去跳跳?”湘涵卟哧笑了,说:“应该叫老太婆了。我一向与跳舞唱歌无缘,木头人一个。”原本说:“这就不像当记者的样了,那你对什么有兴趣?”她单刀直入地说:“佛经,相命学。”“哦?我可有了知音了。”两人就攀谈起来,话题是佛经、相命学。
        原本说,佛经里说人有六道轮回:天、人、阿修罗、鬼、牲畜、地狱,前三道是善良虔诚的众生投生之所,称为善道;后三道是恶业较多的众生投生之地,称为三恶道。人生苦短,一切皆空,唯修善才能有善道轮回。湘涵便问:既然一切皆空,你又为何如此苦心经营去赚大钱呢?答曰:“身在江湖不由己,赚钱是形势所迫必须去做,不是我想赚,而是机会摆在我面前,为什么要放过呢?问题不在赚钱,问题在于赚了钱怎样花。有了钱,我遵照佛经的教导喜做善事,与人分享快乐,这可能是我的不同之处。”湘涵想,他说出了对待生活的态度问题,可惜今天时间很短,不能深入探讨,便说:“你能预见你的将来会如何吗?”“将来,在地界的人谁都无法预见。我希望的是超脱尘世。佛经中说有肉眼、慧眼、天眼、法眼、佛眼五眼,普通人是肉眼凡胎,天生聪颖的人便具慧眼,与佛有缘的人受其指引可开天眼,开了天眼的人懂天象,有先知先觉;而要达到具法眼就需要修行,具法眼的人就超凡脱俗了。佛眼就不是凡人所能具备的了。”“你现在具什么眼了?”“我希望能具天眼。”“所以你还要超凡脱俗?”“那是要经过修炼,有慧根的人才能实现的。”
        他们的谈话被欢乐的人群打断了。欢乐的时刻总是很快溜走,已经是午夜时分了,终于到曲终人散的时候了。
        湘涵耳边还拂不掉原本的话:希望的是超脱尘世。她一激楞:莫非原本追求的是那个飘渺的佛的世界?一个腰缠万贯、事业如日中天的人,怎么会看破红尘呢?不过,这倒是和他原来那种什么都无所谓的人生态度一脉相承的。                           

九、

       按计划安排接着是各班联欢,地点由各班安排,各班也早已选定了。原本到高三调到别的班了,否则,湘涵还会继续和他谈下去。
        以班为单位范围小多了,活动更自由,说话也方便,这样的安排很合理。除了吃、唱、闹,原来要好的同学三五成群的聊天。
        猴子逼着胖子“坦白”:“说,高中时期写过情书没有?”胖子原来就比较胖,如今挺着个将军肚了,他被逼得脸红了,只好承认:“是写过,可是人家没看,不是跟没写一样吗?”“你怎么知道她没看?”胖子讲了他的单恋经过:“我真的暗地里喜欢过她,我故意借她的代数作业本看,偷偷地把纸条夹在她的作业本里还给她,可是,她什么表示都没有。唉,那时候都在闹上船,她和我不同船期,从此各分东西,就这样,我的单恋也就结束了。一直到后来在北京见面,我问她当年为什么没回答我,她却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说,毕业前那次我借了你的作业本,难道你没看到那张纸条吗?她说什么都没有。天啊,我才知道我白等了!”
        胖子的初恋经过引来一阵笑声。猴子追问“她”是谁,章喜文替胖子解围了,说:“故事到此为止,穷追就没意思了。”倒是小果子大大方方的说:“我想起来了,胖子是借过我的作业本,后来被猴子拿走了,再还给我时,里面什么都没有呀。”猴子一脸坏笑,胖子幌然大悟:是猴子搞恶作剧!否则,他怎么会提这件事?他揪住猴子不依不饶了:“老实招来,你那时干了些什么?”猴子还是腆着脸说:“是我发现了你的秘密,不过,你应该感谢我才对呢,你想,你们两人后来不同船回国,分在不同地方,你尽早死了这条心不是更好吗?你看,现在你们不是各自都有了幸福的家了吗?”大家说猴子尽干坏事。
        章喜文建议每人都说说自己这三十年的主要经历,特别是有了什么成就。猴子立即说:“我能有什么成就?踏进国门就让你批判自己的父母,说他们是剥削发家的,后来,让你批判自己,天天斗私批修,‘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共产党的教育就是让你对自己都失去了自信心,绝对的服从。”胖子插话:“胆大包天,散布反革命言论!”这两人在一起就抬扛,还是像从前一样。猴子反驳:“我说的是革命言论!怎么不是呢?你胖子要不是出来香港,你还呆在广西,能有今天的作为吗?”“你小子,现在分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好处还说风凉话。”猴子仍大大冽冽地说:“我分享到什么好处?那些有权的人有人行贿,而我,两人的工资还只够供一个孩子上大学而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我怎么能富起来呢?如果不回国,我是已经富起来了,现在别人富起来了,我反倒成了穷人了。”
       “别抬扛了,让我说说。”汉朝王“刘邦”开口了,他一直陪伴在他的同桌葫芦左右,他也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历。他回国后在云南大学读的是物理系,来港后眼看自己的学历得不到港英政府的承认,只能当个打工仔,在印尼的父亲出资让他去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再深造,其实大学里的课程在云大都学过了,只需在英文上再下点功夫,很容易就拿下了弗吉尼亚大学的文凭。这个文凭让他回香港后很顺利的应聘上政府兴建的一项电气工程的总工程师,事业的大门就为他打开了,收入立即就高出大陆仔的几十倍。“刘邦”说:“其实我的专业底子主要还是在云大打下的。”他深有体会的说,“国内出来的人有真才实学的大有人在,只是‘时不造我’,奈何?”在总工程师的职位上干了许多年后,王朝汉有了一些积蓄,他希望另起炉灶,去闯自己的事业。其时,内地改革开放鼓励海外华人去投资,王朝汉毅然辞去了薪金不菲的岗位,到湖北投资一项自己开发的电子项目。却万万没料到,他投进去的资金不知不觉间被人偷梁换柱的吃掉了!其他同学说,你告去,打官司去!王朝汉叹了口气,说:“官司打了多久,白花钱!没有亲身去经历,你不会知道内地官场上的腐败,你请的律师在背后能和对方有默契,两边的钱都拿,这在外国是绝对不允许的,可是在内地就是这样。最后是我输了,投资方的钱全打水漂了。算我吃一亏长一智吧,我有钱再也不去内地投资了!”
        大明星叙说他的经历:“我老婆跑了,把四个孩子丢给我,家里家外我一人挑,那时还住在安置区,拼着命干把四个孩子拉大了,谁能想像得出日子的艰难?”他拍着葫芦的肩安慰葫芦要勇敢要坚强,没有过不去的桥,路总是会有的。“大明星”从前喜欢西方肌肉发达的明星,迷上了健美运动,自己很早就练健美,练得肩宽肌肉发达,上身成倒三角形,他梦想能成为明星,可惜的是面貌平平个子也矮,做不了明星,出来香港干苦力活,养四个孩子很不容易,吃不了苦的老婆甩下他和孩子,跟了别人。他在讲述自己的遭遇时,没有悲叹命运,一副很乐观的模样。葫芦听着,不住点头。来香港几天,他的感触太深了,处处使他感受到老同学的关怀,欢乐也流淌进他那痛苦的心田。
        大明星在老同学面前总是要提起遣侨时期在海口搬运行李的事,那时候,他是行李组的组长,包括猴子、胖子等人都听他的指挥。说起当年海口搬运行李,他就神采飞扬,那也是为侨社出力的光荣历程。现在侨社五十岁以下的人都不知道那个时期发生过什么,但是,大明星那一代或更老的人却不会忘记。
        有的人不愿讲自己的成就,湘涵代怡宁说了:“怡宁搞的科研课题获得过两项奖,她是我们班做出了贡献的人。”怡宁也说:“你自己呢?好多次被派出国采访,写了那么多的报导,还有著作出版。”猴子说:“看来是得互相揭发了。我没什么罪状可揭发的,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吧。”别人说,几十年能天天撞好钟也是难得呀。猴子说:“倒是没有受贿贪污的劣迹。”胖子紧追了一句:“有没有包二奶的劣迹?”大家轰然大笑,猴子立即反击说:“你们香港人才有可能包二奶,像我供孩子上大学都紧巴巴的,想包二奶,谁能跟我呀?是不是你包二奶了?”胖子如今是某银行一个部门的经理,收入颇丰,在猴子的追问下,他坚决否认,猴子在他后背揍了一下,骂了句粗话:“丢,你这个肛门人!”大家又是轰的大笑。“丢”是广东人的“省骂”,和中原人的“操”、东北人的“日”、西北人的“干”、闽南人的“塞”是一个意思,不过,猴子这句话并没有任何恶意,大家轰笑是因为那句“肛门人”源自于班里的一段“典故”——
        高中时期,学生都很注意老师的口音和细小的举动,老师讲课中出现的纰漏往往逃不过学生的耳朵和眼睛。高二时的语文老师是个客家人,个子矮矮的,戴金丝边的眼镜,讲课带着浓重的客家音,读古诗词时,常把尾音拉得很长,有的同学就偷偷的发笑。有一次好像是讲到某课文的作者出生在广东江门,“江”普通话发音是“姜”,客家话则念作“刚”,这位老师说快了就把客家话带出来了,成了“肛门人”,全班立即哄堂大笑。老师想掩盖一下,说:“不要胡思乱想嘛,我说的肛门不是指屁股哦。”谁知这一说明,更是引来大笑,好在下课铃声响了,否则这位老师真不知该如何下台了,许多人还笑得前仰后倒,此后,挑皮的学生就悄悄地在背后叫他“肛门老师”。猴子知道胖子是江门人,故意叫他“肛门人”,胖子生气了,猴子又学语文老师的口气说:“我说的肛门不是指屁股哦。”弄得胖子毫无办法。
        笑闹了一阵,转移了目标和话题。
        二班在港的同学多数是打工仔,值得欣慰的是孩子都拉扯大了,有的上大学,有的在美国读书,有的出来工作,日子比初来时好多了。
        周建平比较沉默,他只是当听众,他有自己的伤心处。他长得人高马大,自初中就是校篮球队的主力,他和湘涵家在离雅加达60公里远的B城,他们自初中就同班,读高中后,B城的学生每天来回乘坐火车上学,天没亮就得起床,遇下午做实验,天快黑了才到家。男女生很团结,每人轮流给大家占座位,这种纯真的友情一直保持了下来。周建平在北京农大读书期间也是校男篮队员,校女篮有一名队员是泗水归侨,两人虽不在一个系里,但常在球场上见面,日久便生情,毕业后结成了连理,是很好的一对,他们有了两个女儿。学微生物的妻子在开发发酵食品方面成了科研骨干,她带领的科研小组经过许多年的探索和实验,无数次的筛选菌种,终于在培养基里成功提取到需要的优良菌种,在成功的制作出含高蛋白和氨基酸的营养食品后,向日本转让技术成果为国家赢得了十几万美元的外汇,这在八十年代初是一笔不小的资金。妻子的事迹上了电台,上了报纸。她没日没夜的苦干,没有倒在岗位上,却让癌细胞击倒了,她还有新的科研课题来不及进行就不得不放弃。周建平心存一线希望要救活妻子,便携带妻子女儿到香港,妻子是用担架抬上飞机的,到达启德机场直接把担架送到医院。可是不久,她就撒手人寰。此后,周建平一直很失落。两个女儿很懂事,学习很努力,可是他感情上的空缺却填补不了。
        兰芳感触颇深地说:“华侨在国外是二等公民,到了国内还是二等公民。”她回国后分到广西,考上广西大学,毕业后也在广西工作,文革时期因她弟弟蒙冤而受到牵连。她弟弟初中毕业就回国,在广州读高中,文革时期,大学已经不再招生了,高中毕业生都必须下乡插队劳动,她弟弟没有下乡,滞留了几年申请出境走了。到了香港,为了生活,他在一艘海轮上当员工,该艘船运货到黄埔港,被搜查出有非法进口的物资,弟弟也被拘留了。她去监狱里找过,监狱的工作人员告诉她,她的弟弟涉嫌特务不能探视,她和他们争辩:有什么证据说我弟弟是特务?文革时期抓人是不需要什么罪状或是证据的,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后来因弟弟的“特嫌”问题,单位甚至扣下她的工资不发,每个月只给十五元生活费,让她下厂劳动。弟弟在监狱里呆了几年,兰芳到处申诉,最后写信给周总理,她诉说自己和弟弟如何因热爱祖国离别父母回来读书,怎么成了特务?后来是她母亲从印尼来探亲四处投诉,找侨联、找省政府、找公安局,最后监狱才放人,也不作什么解释,此案就不了了之。反正能出来也就算了。人出来后,神经已经受到极大的创伤。兰芳感慨万千地说:“我是满腔热情回国的,叶落归根了,可是,这件事让我彻底寒了心,我只好出去了,做无根的落叶吧。”她出境后在香港奋斗了几年,重回印尼居住了。
        人生原来是充满那么多的不如意,三十年前,这群无忧无愁的年轻人,谁会想到生活中竟会有那么多的坎坷曲折呢?做无根的落叶,宁愿在风中碎去,那也是要有一股子勇气的。
        几个女同学集在一堆聊着,兰芳还说她在下放工厂受管制劳动时,因为穿乳罩而挨批斗。小果子失声地说:“什么?连这也被批斗?”“可不是吗?说我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兰芳说,“六、七十年代,除了归侨女生穿乳罩外,国内人连见都没见过这种东西,没见过的,就都是资产阶级了。”小果子说:“你看现在满大街的人穿戴得哪个不比咱们这些老归侨讲究、阔气?”说着说着,话题又走远了,兰芳颇为羡慕怡宁和湘涵等人,说:“你们在事业上都有成就,我呢?也回国了,也上了大学,最后学的专业全丢了,还是当家庭主妇。转了一圈,又回到原来的老地方。”她又说,“过了大半辈子,现在才觉得人生的轨迹好像是命中注定的,你奋斗了努力了,也逃脱不了命运的安排。”
        这番话让湘涵有所触动,她想:我们对青春应该反思什么?是时代的错还是我们自己不争气?
        也有结成了夫妻的同届同学过得很幸福。二班的洪亮和一班的舒欣组成的家庭就让人羡慕,舒欣被二班叫做媳妇,洪亮被一班称作女婿,年级的活动,他们都是一起参加一起回家。猴子要洪亮交代恋爱经过时,洪亮说:“我们是来香港后偶然撞上的,我正在为找对象着急,她正好也没有男朋友。”
       “偶然撞上”的倒成了很美满的一对,而湘涵爱了七年、等了七年却落下终生的伤痕,这是命中注定的吗?
        班里的集会也是到深夜才散。猴子再次叮嘱:“下次再团聚,谁都不许‘先走’!”
        湘涵到九龙荃湾中心哥哥家里住,周建平家在荃威花园,正好同路送她。地铁车厢里的人不多,都是赶夜回家的,有的人打着盹,只有车厢咣当咣当的摇动声。他们互相坐在对面,沉默了很久,她知道他有话想说。从初中到高三,他们同班了六年,高三时她不再寄宿,加入了每天赶火车的行列,和周建平在一个物理实验小组里一起做实验,一起坐北渣去火车站,不过,那时湘涵心有所属,她和周建平只是很单纯的同学关系。而如今,他的妻子过早的走了,她也离异了很多年,今晚两人竟单独在一起,虽然不说话,两人都觉得有点别扭。还是周建平先说了:“湘涵,你会来香港定居吗?”这显然是打探的口气。她很干脆的说:“不会,香港不适合我。”她想暗示他什么,意思很明白了。在暗淡的灯光下,她看到他的眼神有些凄然有些失落,她很快躲避,不敢正视这双让人伤心的眼睛。她在心里说:你想说什么,我都知道,最好不要说出来,让我们把以往那份纯真的友情保留在心里吧。湘涵从十多年前决定离婚的时刻起,就决心不再成家,心如死水,她的目标只有一个:给社会留点有意义的文字,人生非常短促,而能留下的文字是永存的。
        一直到荃湾,周建平都不再说这个话题。

        活动结束,香港同学又到车站送国内同学,彼此一再说珍重,再会有期!

十、

        日子悄悄的流去,留下的是脸上加深的绉折和新添的白发。毕业四十周年联欢已经过去好几年了,四十周年联欢在深圳举行,深圳这个走在改革开放大潮前沿的领头羊,处处显出现代化城市的勃勃生机,只要有钱,吃住玩乐样样不比香港差。深圳富了,不是渐富,是暴富!四十年前,刚回国分配在广州华侨补校的同学,每天吃的是没有油水的空心菜,以至于吃饭时有些同学便高呼“kangkung 万岁!”而如今,想吃什么,掏出钱来就有。天壤之别啊!不过,在人们惊讶着深圳财富暴涨之际,也从深圳人的社交和眼神中看出那种对金钱的势利,让人明显地感受到以往淳朴的世风已经逝去。这个现代化的城市,夜晚也和香港一样,酒巴、夜总会、舞厅、星级宾馆、高级的或低级的发廊,到处充斥着待出售的青春,四十年前踏上国门的归侨学生,谁能想得到今日的中国比他们原来的侨居地还透出更浓厚的“资”?
        四十年团聚,没有了猴子。大家记得他在三十周年联欢时一再嘱咐的“谁都不许‘先走’”犹在耳际回响,可是他却因肺癌“先走”了。还有几个同学也先走了。人生难料啊!
         四十周年联欢,原本也缺席,他在1998年的金融风暴中破产了。确切的说,在这场风暴来临之前,他被公司里的副总暗算了,而此人恰恰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原本的资金被掏空了,金融风暴一来,他完全失去了驾驭资产的能力,一个庞大的财团一下就垮了。同学再没见到他,都说他失踪了,不知去向。
        湘涵感到惋惜,希望他能挺住腰杆。她想起和原本那次不算深入的谈话,他说希望将来能超脱尘世,他是个很特殊的人,他会在何处隐身?
        大明星却喜事连连——他的三个千金都大学毕业了,她们都很为老爸争气,一个读完大学,工作后再带一个妹妹上大学,这样把接力棒一个传一个,有两个还是硕士毕业生,最小的弟弟也上着大学。四个孩子都很有出息,对老爸也很孝顺,大明星说他终于苦尽甘来。他还有个更大的喜事是:他老来又结婚了,妻子是印尼侨生,很年轻,人也和蔼温柔。大家都说他老来有福,都为他高兴不已。在联欢会上,他把一家人的照片拿来给大家传看,三个千金个个都是靓女,男仔也长得很帅气,有人故意说:“怎么不像你?丑老爸怎么生出这么漂亮的孩子?”大明星急了:“我的孩子能不像我吗?仔细的看看!年轻时候的我,谁不说可以当明星?”又是一阵欢声笑语。
        这次团聚多了一个生疏的面孔,她的胸卡写着“黄玉霞”三个字,很少人记得班里有过这个姓名的同学,她是从大洋彼岸旧金山来的。湘涵也记不起她是谁,她却还肯定地说认得湘涵,和他们曾经同过班,那是高一的时候。分校时,她因为是印尼籍,转去印尼籍的学校,读了一年多,定居美国的姨开了一家洗衣店,缺人手,她便辍学去了美国当姨的帮手。玉霞在这个班只有半年,怪不得大家对她印象不深。而她,虽然在大洋彼岸生活了几十年,原先的青春少女已成了半老徐娘,心里却没有忘记昔日的同窗之情,隔山隔海还飞过来团聚,这便是同窗情结,经历了许多沧桑,走过了漫漫半世路,少年时代的情谊依然留存在心间!
        没有太多时间讲述几十年的经历,玉霞只简单的说60年代洗衣店还没有机器,自己用双手搓洗衣服,十个手指都泡肿了,手指总是没有完好的皮。她像一棵在岩石夹缝中的种子,顽强地挺立着求生存,就像华人的祖祖辈辈一样,在异地演绎着生存与抗争的篇章。
        从三十周年联欢到四十周年联欢这十年间,章喜文成了香港作家,当然他在文坛上的努力并非只在这十年间,要在香港生存,首先要解决温饱问题,他走的是儒商的路,在经商之余,还挤时间重拾写作的爱好。所以说,香港这个自由港是能让人出人头地的地方。湘涵为他高兴之余,也鞭策自己继续努力。
        60届的同学大都已过了花甲了,在国内,有高级职称的人到60岁都得退休,没有高级职称的人,退休还要早些,因此,国内的同学全都退休了。
        那天,湘涵在家里接到一个电话,听熟悉的口音,应该是高中时期的同学,但是她没听出来是谁。对方说:“死丫头,我是原本。”她几乎跳起来,马上问:“你在哪里?”原本说:“我就在北京。”“真的?”太意外了,都说原本失踪了,怎么会在北京还来电话找她?原本说他想见见在北京的同学,她约了几个同学去原本下榻的宾馆相见。
        原本仍然神采奕奕,颀长的身材略微消瘦,脸上没有绉纹,只是那白的多黑的无几的头发显出了他的年岁,他说已经多年只吃素,荤腥不沾。他真的在修身养性,不过,还没有脱离尘世。相比之下,湘涵这几个女同学显得很苍老,女人绝经后就老得快,加上她们从不修饰,样子真像土里土气的大妈。
        这次见面,他透露了他这些年的行踪——飘泊不定,四处为家,足迹到达天山脚下、西藏高原、云贵高原、江南水乡、东北雪原,而今和北京一所著名的最高学府合作搞科研项目,种植中药药材,他说目的是造福人群。
        哦,原本又重新崛起了。一个很不一般的人!
        让湘涵等人吃惊的是,原本说他一直在做善事,在福建自费开办孤儿院和养老院,已经收养了近千人。他不无自豪地说:“我的目标是收养一万人。”湘涵不解地问:经费来源呢?
         他说:我把种植药材的盈利投到这些慈善事业上。
         湘涵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原本便说出了一套佛教的因果定律:人生的富贵苦乐得失,都是自己造下的。人的所作所为,不论是为善为恶,都会储存在自己无形的“账簿”里,佛教称为“业识”,在因缘成熟时,就会形成业果而呈现,也就是世俗说的“报应”。实际在“监察”和“审判”我们的,不是天上的神明,而是人自身的“业识”。也就是说你的所作所为在审判你自己。每个人造下的业,好比是储存在银行里的存款,造成善业是存款,可得善报;造成恶业,便是欠下的债,要偿还。如果你富足,那是宿世的回报,要善于利用,因为你每天都在支取“存款”,支一分少一分,要懂得惜福,还要不断去种福田,增加“储蓄”。也就是多做好事、善事,不做坏事,就是“积德”。人的一生不断造业消业,到终了时,你的“账簿”里的业识就形成“业力”,这“业力”就牵引你趋向六道中之一道。“善业”强,你就会或再生为人,或入天界往佛国;“恶业”强者,你就入鬼道、畜生或地狱三恶道。这是不受“人为”的控制的。这就是佛教的轮回理论。
        所以他在尽力的做善事是在给自己积福积德。
        他的时间安排得很紧,谈了一个上午,她们只得告辞了。湘涵对原本的所为还是难以理解:他对待人生并不消极,否则就不会去投资慈善事业了,可是,这项工程的资金投入是个无底洞!他的天眼看到了什么?也许是他远不可及的追求使他活得脱俗,淡泊中更具深远的人生况味。
        那次见面后,原本又从同学中消失了。
        不论天南地北,大家相信:再会有期!不管在天涯海角,谁都不会孤独,因为高中那段情结永存在每个人的心中,仿佛陈年酒窖,蕴藏了岁月悠远醇厚的气息。
         毕业五十周年很快就要到了,还有多少人能团聚?又有谁“先走”了?
         没有结束的结束语
         写完以上的文字,仍觉得言犹未尽,还想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再说几句。
与历史相比,一个人的一生是很短暂的,我们很平凡,像一粒沙子那么渺小,像一棵草那么不起眼;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没有可炫耀和自豪的事情。但是,六十年代的我们经历的事太多了。我们大多是二战期间日本南侵时出生的,在襁褓中,父母就为躲避战火想方设法呵护我们。印尼从半殖民地独立后,华社迎来一个休养生息的和平环境,华侨教育事业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我们很幸运地成了一代华社的莘莘弟子。六十年代初,我们遭遇“第十号法令”,一批批的回到老根那里,每个人都是满怀激情,我们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各种政治运动中。我们抛弃了父辈的资本主义,如今,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正向国强民富的目标迈进,我们却已进入耄耋之年了,理想已随青春在岁月的风尘中散落。几十年过去了,再看我们走过的人生轨迹,值得反思的事太多了,当然,世界一直是在变化和进步中。

——完——


2007年12月初稿于北京
2008年5月定稿于北京
 (2008年9月2日至2009年1月10日载于雅加达商报)

更多请看《椰子树下的故事》目录
http://www.qiaou.com/uqiaou110/40235-486947.aspx

 

Posted @ 2011/9/21 14:59:41  阅读( 6129)  评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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