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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侨媳妇

归侨媳妇

小说连载

        印尼归侨女学生阿娇大学毕业后,和她国内同学三元结了婚,走进北京胡同四合院普通百姓的家,阿娇扮演了什么角色?从60年代至本世纪初,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多变化,这些变化也影响着普通百姓的家庭生活,也在阿娇身上留下了那个时代的印记,阿娇很普通的生活经历就成了很有时代特点的经历了。


 一、

        不大不小的雪花飘飘洒洒落了一夜,大清早,到处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雪,放眼看去是一片白。今天是腊月29,人们都赶早就出了门抢着去副食店门前站队,平时舍不得用的肉票都留到这年关里去买肉,让一家人过个好年。买点什么都得排大队,何况是春节就在眼前,还有节日才有的每人三两瓜子和半斤花生,也是凭票供应,所以排队的人比平时都多,人们不断往手上哈着气、踏着积雪,队伍早已歪歪扭扭地排到街的那一头了。
        眼看明天就是大年三十,柳树根和妻子面对着家中仅剩的一斤肉票犯难了。那年月,每人每月只配给一斤肉,他和老伴两人合起来只有二斤肉,平时都舍不得买肉吃,都得留到最紧要的关头,比如三个儿子回家来了,他们还得把那二斤肉票分作几次买,或者是老家来了什么很少走动的亲戚,再不就是家里谁得了病,需要调养,那剩下的肉票就当作是滋补身子之用了。那是度过了三年的全国饥荒,有一斤肉、半斤油已经很不错了,北京是首都,情况是这样,其他地方就可想而知了。两星期前老大带着媳妇回家一趟(北京人叫妻子“媳妇”,和南方人习惯上称儿子的妻子为“媳妇”意思上不同。如果说某人的媳妇,那就是指他自己的老婆,而不是指儿子的老婆;公婆指儿子的妻子必须加上“儿”字,即“儿媳妇”。),在家吃了一顿饭,他们的一斤肉票就用掉了,留下的一斤准备大年三十包饺子,老两口准备吃一顿饺子便算将就把年过了,可是上星期天老三回来,说和女朋友登记结婚了,学校给了一间宿舍,他们住在学校,年三十会带新媳妇回家见公婆。人家头回进门,又是年三十吃年夜饭,怎么也得整出够吃饱的饭来呀,可只剩这一斤肉票,再添几个人吃,哪够呢?要是在平时,他老伴可以向街坊(北京人管“邻居”叫“街坊”)借半斤肉票先使(北京人管“用”叫“使”),等下个月再还人家,都是街坊邻里,谁家有个急用都愿意先匀着用,可是,这大年三十,谁家不是把那仅有的肉票留着过年呢?
        柳树根和老伴是老北京人,祖上都穷,他在印刷厂当工人,他老伴在街道办的手工作坊做点糊纸盒子的活儿,拿点钱补贴家用,他们住在胡同里一个普通的四合院,北京管小巷叫胡同,上海人就叫里弄,广州人叫巷子。四合院是北京的老房子,方方正正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是平房,青砖灰瓦,所谓青砖实际上也是灰色的砖,看上去灰不溜秋一片,但是正房冬暖夏凉,大四合院还有几进的门,住十几户人家。那年月尽管穷,人们肚子里的油水也不多,但是中国人在“人多好办事,人多力量大”的理论的指导下,家家户户就像母鸡孵小鸡一样,隔几年的功夫,孩子就是一窝,三四个,四五个,五六个,甚至六七个还不嫌多。四合院里的人家几年间全都添了丁,可是房子还是原来的房子,人口一多,只好向院子发展了,就在各自的屋子前面的空地用砖垒砌起墙,那些砖都是人们趁黑夜里四处拣回来,磕掉上面的泥块,自己砌成墙,上面再用什么能挡雨的东西铺盖就行了,屋顶还得用石块压着,否则,春秋季风大,屋顶就会被吹掉,跟杜甫诗里说的“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是一样的。你想买什么建材,一是没钱,二是买不到,什么都是将就着。屋里用旧报纸把墙糊上,就住人了。因此,本来就不大的院子被这么分割,便显七零八落,七里拐弯,进出都得互相闪着身,但是,北京人在这样狭窄的空间还能侍弄些花草,四合院里总能见到按四季开的鲜花,倒是把个院子映得生气勃勃。只是那时的四合院不管住了多少户人,整个院子共用一个水龙头,也没有厕所,北京人称厕所叫“茅房”,要上茅房就去胡同里那种没水冲的公用茅房。那种公厕进门后就是一排的蹲坑,没有墙隔离,也没有门,人人蹲下就可以看到别人的屁股和私处,而自己的也在那里“展览”,最好是别低头看,什么都必须“熟视无睹”,否则你就会想吐。公厕有专人一星期冲洗一次,因此,任何时候都是臭气熏天,老北京人已经习惯了那种味道,也是很无奈的事。这种公厕一直到2008年因为北京要举办奥运会才全部得到改造,但也是少有水冲,而且也还是那种“展览式”的无门无墙隔离的排档,只是地面和墙铺了瓷砖,显得干净些了,那是后话,现在说的还是60年代的事,人们每天大清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家里端出尿盆往公厕去倒。
        每年深秋,路边的杨树和榆树开始掉叶子的时候,街上、胡同里的人们便开始忙着购买冬储大白菜和大葱,那个年月,老百姓整个冬季就靠这两样菜过日子了,大白菜的吃法大多是菜邦剁碎做包子,菜梗和老叶剁碎做饺子的馅,菜叶做醋溜炒菜;大葱可以做烙饼、包馄饨。大白菜和大葱都是一卡车一卡车的运来,人们排着长队,用户口本按人头买,五六口人的家就得买上五六百斤白菜、上百斤大葱,全家人必须齐出动,搬的搬,拉的拉,四合院到处便堆满了菜,家家都是好几百斤的菜,就把它晾在院子里违章私建的小土屋顶上。因为刚收割的大白菜水份多,也须要晾几天,收下后,码在大门边的屋檐下,都有半截墙高。这也是北京四合院的一道风景。
        四合院的居民做饭和冬季取暖都使用蜂窝煤,那是把煤粉压成圆筒状,中间有十几个贯通上下的小圆孔,便于通气,用机器切割成大约10公分高的一截一截,用专门的煤炉,一次放两截。每家每户买蜂窝煤也是一次买几百斤,一块块码在院子里有空隙的地方,这样,整个四合院便显得非常逼仄。家家户户窗口下都拉上一条铁丝,平时晾晒毛巾、衣服,什么背心裤衩甚至女人的月经带都会挂在那里。那年月布票短缺,背心裤衩也都打着补钉,至于女人的月经带,那时没有现在用的是消毒过的一次性的卫生棉,那时一般家庭的妇女只能用些破布片缝在一起,用了之后洗了晾干,下次再用,所以上面总是留着一些像地图一样的血迹,挂在那里招摇,那时还没有去污力极强的洗衣粉,洗衣服用的肥皂是老母猪的猪皮熬炼成的,洗不掉污迹。如果不晾衣服,那铁丝上也不会闲置着,准有晾晒罗卜干、菜干之类的东西。
        柳树根结婚后,三个儿子相继出世,他们给起名叫大元、二元、三元,好记。三个儿子模样可相差甚远,大元是那种粗短形的,二元是瘦削形,三元却相貌堂堂,个子猛窜,比他的两个哥哥和父亲都高出一头。儿子长大了,他们把屋子隔成一大一小两个房间,三个儿子睡大的里间,老俩口睡小的外间,那时候没有什么客厅、卧室之分,进门一张大床,两个木箱摞在床头,装一家人的衣物,门边一个脸盆架,一家人洗漱都用它,一张四方木桌,吃饭、做活计都用它,一张条凳放一边,吃饭时两人坐凳上,三人坐床边,家家户户都那么简单。
        柳树根的房子满打满算也只有二十平米巴掌大的地方,养了三个儿子,五口人住,实在连身子都转不开,冬季就在房子中央安上煤炉,天热时,炉子移到屋外窗口下,一家吃的、喝的,全靠这个炉子了,北京人一直到八十、九十年代,都是这么过日子。大儿子大元初中没读完就去当兵,在部队里呆了十年,当上了营长,娶了媳妇,部队给他们分了房子,另外住了,他也像柳树根一样,几年后,就生了一男二女,好在没在一起住,白天大元把孩子送过来,让老妈看着,下了班就过来接走。老妈把大孙子小虎带到刚走稳路,孙女二丫就出生了,她就得带两个孙子,二丫刚上了幼儿园,三孙女就送过来让她带,所以老人一直都没休息过,中国的老人最后的剩余价值就是带儿孙,还少不了得给孙子们添吃的饭菜。二元读完初中就去工厂当工人,后来到了搞对象的年龄,好在三元那时上了大学,住校了,二元要成家也得有个像样的屋子,这样,柳树根便和老伴到处去寻拣砖头,终于在屋前盖起了一个7平米大的小土屋,当然是老俩口睡那儿了,大屋让给了二元当新房了。过了几年,二元也给这个家添了两个女孩大妞和二妞。那年月,中国人不怕人多,只怕家里没有续后的。
        二儿媳进了门之后,柳树根老俩口就矮了半截。不说他们让出了正房去住破矮的土屋,二儿媳对这样的待遇很是不满意,新婚之夜刚过,便嚷开了:“早知道你们家这样,说什么我也不进你家门。”显然是跟二元闹的。二元忙说:“小声点,爸妈就在那儿。”“我就是要说给他们听,看你们家的穷酸样!”二元大气不敢出。因为他媳妇在商店当售货员,收入比他多了那么几块钱,还能时不时地分一点什么剩余的商品,总之是有油水往家拿的,在那个年月,有这一点额外的进账比一般人家就很不同了,所以二元在媳妇面前得低眉顺眼,二元媳妇在家里就骄横起来,洗完脸,把水往外一泼也不先看有没有人,常把脏水泼在俩老睡的土屋墙上,老人也忍着不吭声。


二、

        如今年关已到,三儿媳头次回来见公婆,听小三儿说,是他大学里的同班同学,还是个归侨,再没有点肉招待也太寒酸了。柳树根对老伴呶了呶嘴,说:“问他们借点肉票吧。”他的意思是向二元借用他们的肉票,好歹对付一下。老伴为难了,她知道二儿媳是只进不出的货,要跟她借肉票,没门儿,去还是不去都不对,磨磨蹭蹭地过去了,放低嗓音说:“二元,小三儿明儿个带他新媳妇回来,人家头次来,我想得包顿好饺子,可是,上次,大元一家子回来,肉票就用了一斤,现在我和你爸只剩一斤了……”话还没说完,二元媳妇就插话:“哦,知道了,你是想跟二元要肉票吧?”老妈以为这次二儿媳很通情达理了,便大着胆子说:“是啊,是啊,我下个月的肉票给你们。”二元媳妇亮开了大嗓门:“明儿(北京人说话带“儿”音,“明儿”即明天。)我们娘儿四人回我妈那儿过年,敢情我们空手回去就不寒碜?(北京人说的“敢情”常含有反问的意思,意即“难道说”;“寒碜”意思是寒酸、丢人。)我能等到下个月吗?”老妈被抢白了一通,是呀,人家说的也是理儿,儿子和儿媳、孙女回她姥姥家(北京人称外婆叫“姥姥”),大过节的,总不能空手去,当然不能借他们的肉票了。老妈讨了个没趣,悻悻地回小土屋去,面对老头,叹了口气。这里,老头子已经听见了他们说的话了,便默不作声。
        第二天,老俩口早早吃完午饭,想空出时间好做年夜饭,刚收拾完,就听到三元喊道:“爸,妈,我们回来了。”他说的是“我们”,老俩口喜得脸上都开了花,刚要去开门,三元已经进来了,他身后跟进一位脸蛋红扑扑的姑娘,乌黑的头发分成两边,梳两根齐肩的粗辫子,见了老俩口便叫“爸,妈,”老妈说:“这,就是……”姑娘大大方方地说:“叫我阿娇就行了。”三元和媳妇脱去了棉大衣,阿娇里面穿件红毛衣,像卷进一团火一样,屋里立马像烧起一盆火一样让人浑身暖洋洋,她身材苗条,胸部丰满。那年月因为营养不良,人们的两眼都呆滞没有神采,可是眼前的儿媳妇,双眼皮的眼睛黑白分明,白眼珠清得像镜子一般,黑眼珠黑得像漆一般,藏在密密的睫毛后面亮晶晶的,眉毛又长又整齐,像修整过一样,细看不是修整的,是自然长的,老妈心里暗说:多俊秀的姑娘,一看就是有灵气,小三儿真有福。她欢喜得不得了,赶忙让坐,说:“家里挤,比不得你在外国的家,委屈你了……”老人都不知道说些什么了。
        阿娇说:“不会,不会……”面对两位慈祥又态度和蔼的老人,她一下就想起自己远在太平洋南岸的父母,当年回国可就等于是永别了,眼眶便觉得发涨,一层雾气罩了上来,她赶忙用手去擦。三元看得真切,问她:“你怎么了?”她掩饰道:“吹进沙子了。”老人带些歉意说:“院子里脏,有土……”阿娇忙说:“哦,不是的,不是的。”她转身从背包里一样一样把东西拿出来摆桌上,一边说:“爸,妈,过年了,没什么好东西给你们,这是肉馅和五斤精面粉,咱们包饺子。这是棒肘,卖肉的师傅说是后腿,肉多,我也不懂。这是一斤红枣,和棒肘一起炖,老人吃很滋补的……”
        通往里屋的门帘掀开了,二元、他媳妇和女儿大妞二妞一齐窜了出来,他们在屋里听话全听清了,再也忍不住了,一齐跑了出来,看到一桌子的东西,二元媳妇立马眉开眼笑,亲热地拉着阿娇的手,说:“哟,这就是三弟妹,长得要身段有身段,要模样有模样,要学问有学问,真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呀,三元上了大学就是不一样,哪像他哥呆头呆脑的……”阿娇问:“这位是……”“我是你二嫂,我快人快语,婆婆嘴,豆腐心,往后处久了,三弟妹你就会明白。哟,你怎么像变戏法似的,这么些个东西都哪儿买的?我在商店里过年过节都没有啊。”三元回答说:“她家里来了点汇款,有侨汇券,可以在友谊商店买一些外面没有的东西。”北京有个友谊商店,是60年代周恩来总理提议建成的,在困难时期,友谊商店却有些市场上买不到的商品专供外国人和有侨汇的归侨买,需要用外汇券才能买到。外汇券虽然面值和人民币相等,但是因为它是只有外国人和少数有侨汇的人才有的,所以就成了特殊的通货,人们往往用高于面值的价钱来交换,普通老百姓连见都没见过。二元媳妇把桌上的东西看到眼睛都发直了,嘴里不住地啧啧。
        阿娇又从包里掏出一包东西,说:“这是我们的喜糖,来,大家吃。”她先给大妞二妞手里塞了一把,转身一看,门边挤满了小脑袋,眼睛瞪得骨碌碌转,便每人都给了两块,整个院子连大人都知道三元娶了个归侨媳妇,还听说她带来了友谊商店里用外汇券买的东西,都来看热闹了,每人都吃了喜糖,大人小孩都砸巴着嘴,连声说:“真甜,这是出口糖,看这包装纸都是亮晶晶的。”孩子们吃了糖,还把包装纸磨平了,小心地放进衣袋里藏着。
        下午老妈就忙开了,拿出和面的瓷瓦盆,小心地把精面粉袋剪开一个小口,一点一点地往盆里倒面粉,嘴里不停地说:“瞧这面,又白又细,咱家从来没吃过这么好的精白面,擀出的皮儿一定很筋道。”筋道就是有韧性,北方人吃面食会做出很多花样:手擀面、烙饼、发面饼、镘头、花卷、糖三角等等,虽然在粮店能用粮票买到,但家家户户过日子为了省粮食也省钱,都是自己做。和面粉是关键,很讲究面必须揉得筋道(有韧劲),而且最后盆底是干干净净,一点碎渣都不剩。面和好了,老妈拿盖子盖上,说:“和好的面得放半会儿,让它醒醒才能擀皮儿。”她就要去洗白菜,阿娇抢着说:“我来,我来。”二元媳妇买好地说:“新媳妇哪能让你出手,我来整。”
        老妈拿出高梁杆编织成的大笸箩、菜板、擀面棍,大海碗里和好的馅已经香得大妞二妞直咽口水。老妈把面揪下一团,撮成条,再揪成一小团一小团,每个小团大小都很均匀,然后左手拿着一个小团放在擀面棍下面,右手掌放在擀面棍上来回地滚动,左手同时旋转着面团,几下子面团就成了薄薄的一个圆片,边上薄,中间略厚,这是擀饺子皮的老手擀出来的合格饺子皮。阿娇和二元媳妇动手包饺子,阿娇说:“嫂子,北方的面食我不会做,别笑我笨。”二元媳妇和老妈说:“成,你包的也不赖。”又问在国外吃什么,天天吃大米饭,不腻味吗;又问,南洋四季都是夏天,那不热死人了,这一家人对华侨在国外的生活都非常感兴趣,还问阿娇国外家里还有什么人,阿娇说,父母都健在,还有两个哥哥、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老爸把煤火捅得很旺,屋里暖洋洋,年夜饭虽然只有饺子,但吃得一家人喜笑颜开,白菜猪肉馅,一咬下去就冒油,特别香,大妞二妞直说:“真好吃,妈妈和奶奶从来都没包过这么多肉的饺子。”
        四周不时传来鞭炮声,院子里也有人放鞭炮,响成一片。二元拿出了一挂鞭炮,两个丫头兴高采烈地跑到院子里,大人们也都出来看放炮,在炮仗声中大人小孩脸上挂满笑容。三元不知从哪儿拿出了个二踢脚,点着后,“当——”的一声脆响还没过去,接着便在空中炸开了“轰——”的一声巨响,大家一惊一咋,乐得直笑,闪烁的炮花把阿娇的脸映得通红,她感觉自己融入了这个四合院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家庭里了。

三、

        三元和阿娇平时住学校宿舍,星期日或过节他们便回家,阿娇时不时把自己从国外带回来的又用不着的东西带回家给老人添补,比如皮箱里放了多年的哔叽布料,她带回去给老人做衣服,老人惊叹着,不住地用手摩挲着布面:“这是什么料子呀?这么好,这块料子得花多少布票呀?”阿娇笑着说:“在国外买布不用布票。”“哦,那买粮食、买油呢?”“什么都不用票,有钱就行,人家还希望你买得越多越好呢。”“那,你在那儿不是更好吗?为什么要回来呀?回来受苦啊。”“我们都愿意回来受苦,我们相信国家的困难是暂时的,很快会好起来的,中国会强大起来的。”正说着,二元媳妇过来插话了,阿娇一回家,她就总是要过来凑热闹:“哟,三弟妹,你真爱国啊,要是我呀,能在外国过一年,就不枉这一生了。”阿娇说:“你以为外国都好吗?你是外侨,国家穷,人家就瞧不起你,你只是二等公民。”“什么二等公民?吃得饱、穿得好,咱过咱的日子就得了,管它呢!”“没那么简单,没有亲身体会跟你说不清。”
        二元媳妇看着布料,羡慕的心情写在她脸上,她大言不惭地说:“你有花布吗?赶明儿给我们大妞二妞做条裙子穿。”北京话“赶明儿”就是泛指“以后”的意思。阿娇回国后在北京住了几年,还下过乡劳动,住在老乡家里,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是对下乡的知识分子的要求,所以她已经能听懂地道的北京话了,也能带出那种带“儿”的卷舌音,
       下回他们回家,阿娇真的带来了两件小连衣裙给大妞二妞比试,二元媳妇高兴得一把就抢过去,说:“快穿上试试。”大妞二妞穿上后,高兴得手舞足蹈。二元媳妇赞不绝口:“瞧,这手艺!三弟妹你的手真巧,做得真合身,样式又好看。哪来的花布?真漂亮,这得要多少钱?”“这是我带回国的裙子改的,反正我也不穿。你要穿,下次回来,我拿件给你穿。”二元媳妇美滋滋地说:“真的?我还能穿裙子?老不老?”“不老,不老,在国外,老太太都穿裙子。”老妈笑着插话:“哟,那不成了老妖婆了。”五十年代以后,人们的周围就只有一片灰色和黑色,房子是这样,衣服也是这样,阿娇回国后行李里的花衣服花裙子都不敢穿了,她的归侨同学也是如此,那些衣服都被压在皮箱底层。
        大元和他媳妇听说三元娶了归侨媳妇,还有关于她不断给家里带些希罕东西的事,便寻了个机会回家来了,一进家门,听得他们正说裙子,大元媳妇便说:“哟,三弟妹,别光顾一头,赶明儿也给我们二丫做件花裙子。”阿娇应着:“好的,好的。都是旧裙子改的,你们不嫌弃就行。”二元媳妇发现了什么,说:“你这是机器扎的,哪来的机器?”阿娇说:“我们女生回国时,海关允许带一部缝纫机,免税。我妈让我把家里用的带回来了,放在学校宿舍里呢。”“哟,敢情太好了,以后我想做个啥,不用花钱找人了,你能给我扎吧?”阿娇说:“日常穿的衣服我能做。”“能自己裁剪?”“当然。”大元和二元媳妇一阵啧啧:“你怎么什么都会呢?真巧。”“巧”是北京人称赞别人手艺好的用词。阿娇说:“裁剪衣服一点都不难,我们在国外,女孩子都得学。”大元和二元媳妇忙不迭地说:“赶明儿你教教我,拜你为师了。”阿娇就说那就把缝纫机搬家里吧,谁想用方便。她怕让大家更挤迫,不安地说:“就不知道是不是可以。”一家人立即说:“可以,可以,一点都不挤。”
        听说阿娇要把缝纫机往家里搬,大元和二元抢着去借三轮板车,两人也不怕累,呼哧呼哧轮番蹬着车,把缝纫机从城北的大学里搬回家来。院子里的街坊谁都说:“柳树根,你家上辈子积德了,让你拣来一个归侨儿媳妇,不用你花钱,什么都给你往家拿。”那个年月,谁家里能有缝纫机?除非是五十年代以前的老财主之类的人家,否则,寻常百姓即使有钱,也买不到缝纫机这种工业品呀!家里买辆自行车都是攒了几年的工业券,全家人精打细算省吃俭用,还得看单位有配额、人人抓阄(抽签),运气好抓到了才能买。
        缝纫机哒哒响起来了,阿娇手把手教妯娌们如何踏板才不会倒车断线,教她们裁剪衣服。那年月,每人每年只有6尺(合2米)布票,家里人谁要添件衣服,都得先合计好,几个人的布票凑在一起用,剪裁时也得量了再量,一寸布头都不能浪费。阿娇把压在皮箱里的旧衣裙拿出来拆了,让妯娌们去剪裁,改做合身的衬衣,一家人乐得笑呵呵。柳树根和老伴心里别提有多美,这个归侨儿媳妇又能干又随和,学历高而不自夸,还总给家里添些有用的东西,真是他祖上积了荫德呀。
        院子里的孩子们也喜欢阿娇,每次她一跨进院子的大门,孩子们就围上去,“阿姨好!”叫得可亲热了。大妞二妞更是“老婶儿来了!”报喜似的喊,然后一人挽着阿娇的一只胳臂,把她拥进了屋里,她们的母亲便笑着迎过来,谁都知道,阿娇一来,就给大家带来好东西。阿娇成了柳树根家中的中心人物了。
        起先阿娇不明白孩子们怎么叫她“老婶”,心想自己并不老嘛。后来才知道北京人叫称谓和广东福建不同,叫“姑爷”不是指姑父,也不是“姑姑的爷爷”,而是公婆对女婿的称呼,看差别有多大。祖父祖母叫爷爷奶奶,外祖父外祖母则叫“姥爷、姥姥”,对家中最小的是称“老”,比如最小的姨是叫“老姨”,最小的姑叫“老姑”,父母称最小的女儿叫“老闺女”,最小的儿子叫“老儿子”。二丫叫大妞的妈是“二婶娘”,可是她们叫阿娇并不叫“三婶娘”而是叫“老婶儿”,对北京人来说显得更亲更贴近才这么叫的。阿娇慢慢地习惯了四合院的生活氛围了。一家有个什么事,整个院子的人都知道,虽说这就变成了谁家都没有能藏匿的私家事,但也显得融洽。她学会了做北方人穿的棉袄,也学会做北方人的饭菜。回到家,她也和他们一起搬大白菜和成捆的大葱、搬煤块。一个在热带长大的女孩,完全适应了北京人的生活了。她注意到北京人说话的用语还很丰富, 比如说怎么啦, 是说“咋啦”,怎么做叫“咋整”, 看病是说“瞅大夫”,弯下腰叫“哈腰”, 靠近叫“挨着”。北京人说起话来一串串, 舌头卷着, 刚回国时她都听不懂,后来才慢慢听懂了。还有很多用词北京人的表达跟南方人是不一样,比如,“显摆”“折腾”“归整”“唠咯”等等,南方人就不那么说。北京前门有个最热闹的商业街叫大栅栏,如果按她在国外的习惯发音读成“大珊兰”会给人笑话的,北京人的读音成了“大屎烂儿”。融入老百姓的生活中,使她学到了很多基本常识。


四、

        没多久,文化大革命最先从北京大学里闹起来了,花样不断翻新,这一派和那一派争斗,学校停课了,校园里贴满大字报,都是互相骂来骂去,谁都说自己才是最革命。每次发布新的“最高指示”,全校师生半夜就立即集合在校园里游行,欢呼最高指示发表。三元和阿娇很少回家了,因为不知什么时候,红卫兵就会要求教职员工集合开批斗会。后来两派学生闹武斗了,闹到社会上去,他们手中连枪枝弹药都有,也不知从哪搞来的,闹到打死了人,局势很乱,红卫兵头头们连中央的话都不听,大有老子天下第一的派头。伟大领袖便又发表最高指示,派工宣队、军宣队进驻所有学校。红卫兵失宠了,工人阶级和军队领导一切,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也靠边站了。
        街道上也常开批斗会,解放前在政府衙门里做事的人叫“伪职员”,还有被划为资本家的人和坏份子都是专政对象,被戴上纸糊的高帽子,双手反绑在身后跪着,头必须低到腰以下。柳树根和媳妇都是工人出身,文革期间,家里没有受到任何冲击,那天,三元和阿娇回家,才知道因为阿娇这个“海外关系”,使他们这个工人阶级出身的家庭受到了牵连。
        他们一进门,大元早一步回来了,正坐那儿闷头抽烟,样子气鼓鼓的,好像跟老爸说过些什么。“大哥回来了。”三元打了声招呼,大元没答理。过了半响,大元冒了句:“爸,咱家是工人阶级,政治上一向是清白的,也是组织上的依靠对象,现在可好了,沾上这‘海外关系’,倒了八辈子霉了。”三元一听,觉得不对劲了,“海外关系”显然说的是自己的媳妇阿娇,便说:“哥,你说的海外关系是阿娇吗?要倒霉也是我呀,轮不到你。”“哼,你知道什么!事情还没落到你头上,有你好看的。”
        阿娇一头雾水,不明白兄弟俩说些什么,但至少是跟自己有关。三元再问怎么回事,大元媳妇前脚跨进门,后脚还在门外便接过话头:“真不明白还是装不明白?大元本来被指定为军宣队队长进驻附近的中学,才一个星期,人家查出家里有个海外关系,被令撤回,面子扫尽不说,”话没说完,大元直使眼色,不让她在阿娇面前说这些,给人家留个面子,可是他媳妇不理睬他,只管说下去,“本来,当上了军宣队队长,下一轮提干就准有他,副团级就是大官了,家里也光彩,这下什么全都泡汤了。”她的眼睛只看天花板,好像阿娇没在面前一样。
        三元低声地说:“有这么严重吗?”大元媳妇把嘴一撇,说:“事情还没落到你头上,当然不严重了。从骨干一下就靠边站,还不严重吗?”文革给人们的教训太深刻了,连国家主席都可以突然间就变成了批斗对象,谁都明白一旦政治上失宠,那就是什么都完了。大元叹了口气,说句:“老三,想想你自己吧,臭老九加上海外关系,有你好过的。”便转身对自己的媳妇说,“咱们回家吧。”他们看也不看阿娇就走了。
        阿娇像木头人似地站在那儿。因她的“海外关系”让这个家背上了包袱,她像犯上了不可饶恕的罪过一样。
        大妞二妞的脑袋在门那里伸了一下,就被她们的妈拽进去了,传过来声音:“看什么,赶明儿你们上学也倒霉。”那边大妞还问:“妈,什么叫海外关系?”她妈话里有话:“呶,就是从外国回来的人,关系复杂着呢,查也查不清。”
        阿娇什么话都没说。她再没有跟国外的家通信了,她怕给自己惹麻烦,也怕给父母添麻烦,她知道那边局势也变了。
        麻烦还真的刚开始。
        因为大学停止了招生,为了解决高中毕业生的出路,伟大领袖说学生必须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于是,高中生都到农村去插队落户了。父母在部队工作或者在部队里有亲朋有世交的人,都托上关系,让其子女参军,当兵成了逃避上山下乡的途径,这个出路比去农村当然好上百倍。
        大元的大儿子小虎本应68年高中毕业,大元那次当军宣队被撤了之后,想想自己在部队里恐怕很难再有发展了,便转业到地方,在一个业务部门当书记。那个年月讲突出政治,当书记是实权派,不懂业务也没关系。虽然离开了部队,人头还是熟的,给儿子报名参军找个熟人就办妥了,体检也是走过场,全合格,录取通知也来了,一家人正高兴着,不料街道又通知说,给退了回来。大元和媳妇不相信,因为凭大元在部队的关系,没有理由不被录取。街道的负责人说:查出你们有海外关系,部队不敢收。大元知道这是阶级路线问题,都是因着老三的媳妇!小虎不能参军,影响太大了,等于他必须像其他老百姓的子女一样去下乡。大元媳妇恨得咬牙切齿:“那么多姑娘不找,偏去找一个归侨,好端端的家给添只臭虫!”
        虽然俩老人没念叨什么,阿娇心里觉得自己似乎理亏,跟三元回到家,头也不敢抬起。二元媳妇还冷言冷语地说:“三元,你以后少回家来,我们也不想沾你的光,别让街坊看着以为我们和你关系有多密切似的。”阿娇心里明白说的是三元,其实是指她。那种内心的压抑和郁闷,别人是无法体会的,她在这个家里成了罪犯一样。
        街道的批斗风越来越激烈,连那位工人阶级出身的劳模(劳动模范)、掏粪工人时传祥也挨了批斗了。掏粪工人是专门清除胡同里的厕所的污物的人,那种工作又脏又臭,清洗厕所的坑道之后,还把厕所坑里的污物用长把勺一勺一勺掏到木桶里,然后背在身后走出胡同倒在大车上。背起粪桶,一走路脏物就会溅进后衣领里,那时还没有条件常洗澡,掏粪工人身上永远都是臭烘烘的。时传祥不怕脏和臭,用他自己臭换来万人干净,50年代后期被评为劳模,国家主席刘少奇曾经在中南海接见过他。谁曾料到文革一来,国家主席挨了整,被刘少奇握过手的时传祥也被连到这条“黑线”上,成了“黑帮”,多次在街道受批斗,人们把臭大粪泼在他身上,他受不了屈辱,自杀了。这事让柳树根整天战战兢兢,工人阶级在这年月里也不是万无一失的,阿娇虽说是个老实的孩子,可是把不准被人家找个什么碴儿,“海外关系”这顶帽子要变得有多大就有多大,所以柳树根心里也七上八下。院子里还有街坊被抄了家,祖辈传下的前清瓷花瓶,说那是“四旧”,被拿去砸烂了,街坊一声都不敢吭。
        二元媳妇的话更让柳树根不自在。她还在老人面前嘀咕着那部缝纫机,说:可别成了咱家挨抄的靶子呀。这话让柳树根心里一激楞,大元和二元也说:快叫他们(指三元和阿娇)搬走。老人只好对三元说,我去借三轮车,帮你们拉回学校。
        搬来时,大元二元抢着去拉来,如今他们却不管了。柳树根借来了三轮板车,他们还不敢大白天的把缝纫机搬走,怕路上遇到红卫兵受盘问,天快黑了,才拉出门。缝纫机放在板车上,用粗绳捆牢。从城南踩着三轮到城北,也得二三个小时,老爸踩车,三元在后面推,阿娇挤坐在车上的一角,她不时和三元轮换。这样走了一段路,三元和阿娇都不让老人再踩了,他们说:天黑了,走了这老远,爸您回去吧,我们自己会拉回去。老人嘱咐他们一路小心,便坐公共汽车回家了。三元和阿娇两人轮换着踩车,虽然已经入秋,早晚天很凉,两人的衣裳却汗湿了。
        北京那时一到天黑就静悄悄,晚上没有营业的商店,路灯也很少,大街上除了偶而有公共汽车外,没有什么交通工具了,冷落得很。不料前面有人群敲锣打鼓高喊口号,这种情况不是拉黑帮游行就是庆祝最高指示发表,三元和阿娇吓得赶忙停下拐进胡同里,一急转弯,阿娇的腰撞在车板沿上,她唉哟地叫了一下,三元问怎么了,她说没什么。走到校门前,已经是晚上9点多钟,校门关闭了。他们叫传达室的老头开了门,两人把缝纫机折腾到宿舍里已经很晚了。阿娇才觉得腰痛得转不了身,扭伤了。
        他们下了面条,捞上来拌了酱草草吃了晚饭,阿娇便倒在床上,掀开衣襟一看,腰后侧一片青紫。三元用她带回国的白树油给她擦揉,她说轻点、轻点,疼。那次,落下了她腰痛的病根。
        第二天,他们被红卫兵传问:昨晚干什么去了,为什么到校门关了才回校?鬼鬼祟祟地拉什么东西?责令他们写检查,阿娇还保存当年缝纫机在海关的单子,拿出来作证,这才没事了。


五、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所有居民都在露天搭地震棚,一个挨一个,把床搬出去,几根木头梆在床的四只脚,上面盖片塑料布,不分男女老少,一家挨一家就那样睡。后来,各个单位趁机以发放地震物资为名,批了点木材之类的物资分发给本单位职工,人们家里才有了一点零碎的木材,地震过后,每家每户都忙着把这些木料拿来做家具,其实这些零碎木料只能做个架子,还得买点锯末压成的纤维板来添。多少年来过穷日子,老百姓家里除了睡觉的板床、吃饭的桌子和两把条凳,最好的就是多了两个放衣物的大木箱。有了木料,衣柜、写字台,甚至沙发,逐件逐件地摆在了老百姓的家里了。
        二元和媳妇单位里都发了一点木料,他请了会做木工活的同事来家打衣柜,柳树根厂里也发了一点木料,但是老伴没有单位,就没发,他一人的木料要做个物件连个架子都不够,柳树根跟二元商量说:能不能把你做剩的木料给我用,我也想打件小柜。二元媳妇马上嚷开了:“哪有剩的?我们还要打个小写字台给妞儿写作业用,木料都紧巴着算,还短了呢!”老伴扯着柳树根的衣角,两人悄悄地进他们的小土屋了,他们知道二元媳妇是个铁算盘,想从她手里抠点什么,没门儿!柳树根无奈地耷拉着头。
        过几天,三元和阿娇回家了,三元在门口就喊:“爸,过来帮一手,咱把车上的木料搬下来。”柳树根和老伴颠着脚步,一边问:“啥木料?这是哪来的木料?”三元回答说:“学校分给员工的,我们用不着,学校正好有车往这边走,顺道给捎过来,快,把它搬下来,二元,你也来搭一手。”二元和媳妇一听,奔出来,他媳妇一看那些木料,说:“哟,到底是大学,比二元和我分的都好,这是什么木料?油光光的,纹理多细密,打写字台最好了!”她一边搬木料,一边说:“三元兄弟,你打算做什么?木匠正给我们打,回头顺手也给你们打就得了,会剩不少料的,你肯定用不完…..”阿娇接着说:“用不完的给你们,反正我们什么都不要,问爸妈想打什么,剩的你们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二元媳妇赶忙说:“那敢情好!那敢情好!我们正缺料呢!”
木料码在门边,二元媳妇把三元和阿娇让进屋里,忙不迭地给他们倒水喝,脸笑成一朵花:“多亏你们,有了这些木料,打副沙发都有了。看后院的老张叔和阿良家里,都打了沙发了,那玩意儿一坐下,浑身都松软。”阿娇记得自文革后这些年,再没看到二元媳妇脸上露笑容了,几根木料就让她转变了气候。三元说:“跟爸商量商量,看他想打什么就打什么,我们不管了。”二元媳妇对阿娇说:“还是你们大方啊。”阿娇说:“唉,几根木头,我们也没用。”
        那年月,老百姓想要几根木头都难!那些抗震物资的确改变了北京老百姓的家居条件,几乎人人家里都添置了新家俱,柳树根家里也有了立起来的衣柜,有了沙发。老俩口第一次坐在沙发上,着实吓了一跳,说:这玩意儿,还把人陷进去了!大元的丫头和二元的丫头就在上面直蹦脚,害得两老人直嚷:“不准蹦,看把弹簧给跳坏了!”
        夏季到了,许多年只蒙着灰黑色衣裳的女人们随着“四人帮”时代推广的“江青服”的结束,她们都开始寻找久违的美了。阿娇一回家,二元媳妇又在她面前念叨衣服款式了,说:还是三弟妹见识广,你以前给我们大妞二妞做的连衣裙多漂亮,衣服穿小了,她们还舍不得扔呢。阿娇明白她言下之意是想求自己再给她们做裙子,不过碍于文革那几年的隔膜,不好意思开口。阿娇倒不往心里去,便说:要给孩子做什么,我来。两个女孩高兴得围在阿娇身边转。
        在布票紧缺的年代,人们发明了用碎花布做假领,用料少,把它翻在旧棉衣的领口外,好像里面穿的是漂亮的花布衬衫一样,很体面, 不论男女都穿这种假领。阿娇毫不吝啬地拿出了她皮箱里的花裙子,拆做成几件假领,家里每个女性都有,包括老妈、媳妇辈、孙女辈。那个年代,这种假领子曾经让女人有了几分妩媚,也给色调单一的贫穷的中国人的生活添加了几许色彩。老妈的灰布袄领口上翻出了花格子假领,一下就显年轻了,让四合院里外的大妈们羡慕得嘴里啧啧响:“哟,妞儿奶奶,你真是老来俏了!”二元媳妇更是今儿领上翻出了碎细花面的领子,明儿又换个大花领子,让单位里的女职工围着她转,评头论足说个没完,二元媳妇脸上美得放了红光。阿娇的假领使她在家中的地位又恢复了。
        阴沉沉的气候总算过去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人们非常的忙碌,上山下乡的知青都在找关系或托人办理回城,参军当兵已经不是那么吃香的路子了。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一切都在迅速地改变,人们的生活日渐好起来了,钱包也鼓涨起来了,随时可见珠光宝气的港台商客、外国旅客,人们在投之以羡慕和欣赏的眼光之余,也在想方设法去外国经商。掌权的人、高级知识阶层早已知道国家改变了风向,于是,最早行动起来,为自己的子女去争公费出国留学的名额;中级阶层就想方设法联系国内外亲朋好友,没有亲近的关系,姨呀舅的什么远房亲戚即使不沾边的只要认识能连得上可以求事的,都会被考虑之内,平时不来往的也会变得亲近起来,海外关系一下子变成了香饽饽了。
        过年,阿娇照样跟三元带了些给老人的年货回家。刚进了四合院,大元和媳妇就迎了上来,两人满脸堆笑:“哟,三弟、三弟妹,正念叨你们呢,快进屋暖和暖和。”大元媳妇忙给阿娇脱棉大衣,那样子就像勤务兵侍候首长一样,大元把板凳拉近炉子旁边,说:“坐这儿暖和。”三元故意说:“今儿太阳打西边出了?”大元和媳妇装着没听见,和阿娇套近乎,说:“三弟妹,说什么咱们也是一家人,上阵父子兵,亲不亲,兄弟情,互相帮衬还得靠手足嘛。”瞧,果然是想求什么了。“嗯,是这样,二丫转年就大学毕业了,现在有条件的不都跑外国去读书吗?她自己联系了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人家来了函让她填,需要在那里有亲属作担保,这个,这个,你在悉尼不是有个亲戚吗,你给人家写封信说说……”
        阿娇想,那位亲戚只是她的同宗叔叔,算不上亲属,而且这多年也没联系,突然就要求人家作什么担保,这也太难说得出口。她便把情况照实说了,大元和他媳妇并不放弃,还是磨着:“写封信,不就联系了吗?要不,去邮局打个长途问问,我们替你交费。”“电话费我还交得起……”话还没说完,大元媳妇马上说:“那就行,就这么说定了。二丫真的就指望你了。”阿娇知道推托不了,她只得硬着头皮和悉尼的同宗叔叔联系,叔叔是个热心人,也看在她父亲的面上答应做保,二丫去悉尼读书的手续便顺利地办了下来。
        二元媳妇看到二丫能去外国读书,立即和二元商量,也要让大妞去外国读书,他们来了话:“三弟妹,明年我们大妞毕业了也要去美国读书,也得麻烦你给她找个保人。”阿娇说:“我只在印尼有亲属,在别地,哪有亲属?”“你有海外关系,总比我们强呀,亲属的亲属,都可以的,你给人家说句话就连上了关系……”
        哦,海外关系!心地善良的阿娇很快就把前些年大元和二元一家像躲瘟神一样躲避她的事忘了。这时,谁家有港台亲友来访旅游,家中便立即添了光彩,要是有国外亲友回来省亲衣锦还乡,那就更是光宗耀祖、惊动邻里了。
        阿娇的二哥从悉尼来北京,他几年前从雅加达举家迁居悉尼,在那里经商并取得了澳大利亚国籍,这次来大陆除了考察投资环境外,主要就是来看这个分别了近三十年的妹妹。
        二哥来京之前转道雅加达看望母亲和兄弟,还带来母亲给阿娇的嘱托。阿娇和三元去宾馆相见,几十年不见,兄妹几乎认不出来了,当年她回国时还是个少年,如今成熟代替了幼稚,二哥已是那种富有商海阅历、干练的中年人。拉起了家常之后,二哥拿出了一迭照片,有他一家的也有和母亲、兄妹一家的,还有几张是父亲几年前去世时的最后留影。阿娇看着看着,泪珠就像断了线的珠子般滚落下来。那是父亲入殓前的最后留影:母亲和一家人围在他身边,母亲伸手最后一次在父亲脸上安抚,每个人的神色是那么悲怆;父亲安祥地躺在棺木里,他的身下垫着白色的绸缎,周围放满鲜花;棺木安放进墓穴里,亲人们把花瓣撒在上面;墓碑已经立起来,家人站立在旁边。阿娇在心里喊着:爸爸,我是不孝女,连最后一面都不能去看你……1959年回国果然成了生离死别!妈,你们要保重,我一定会回去看你们!
        二哥说:“妈很想你,要你回去看看,路费我给你出。”
        二哥这一趟还给她带来一台免税的21寸台湾产的黑白电视,阿娇没把它留在学校,而是放在四合院家里,这下可成了整个四合院的公共电影院了,孩子大人全挤在柳树根狭窄的屋子里,人人伸长了脖子看电视屏幕,很多人也没看清那上面演的什么,只是看希罕。柳树根干脆把电视机搬到屋外面,那时候还没有公共天线,只是把电视机的天线架高些,尽管画面老在幌动,但是每天傍晚,院子里的大人小孩早早就把凳子摆好,有的人还端着碗,啃着馒头吸溜着粥,眼睛却盯着屏幕。欢笑声充满整个四合院,连旁边的院落里的人也要挤过来。那时,有一部电视机让四周邻里都羡煞死人了!
        阿娇的二哥在北京期间,在和平门全聚德烤鸭店订了一桌全鸭席,宴请了三元的父母亲和他两位哥哥及家人,大元二元的媳妇和他们的孩子全到齐了,包间里坐了满满一大桌。二哥给两位老人送了一支从香港买来的出口东北人参,装在很漂亮的锦盒里;给大元、二元分别送了一块瑞士名表,给他们的媳妇分别送了真丝绣花衬衫,他客气地说:“这些年,阿娇一人在这里,多亏了你们的关照。”所有人都有一份礼,大家笑得合不拢嘴,一桌人欢天喜地地推杯把盏。
        席散之后,大元媳妇立即给阿娇来了电话说:“三弟妹,我们想趁你哥在这里,托你给说个事儿。你看,现如今很多留学在外的学生都办了当地国籍,二丫来信也说想办个澳大利亚国籍,这样,她假期里找工作就方便了……”阿娇犯难了,她不知道这行得通行不通,不知道人家那儿有什么规定,大元媳妇在那头又说了,“行得通,只要有人出面担保,先交一定的保证金,这笔钱我们手头紧,你是知道的,所以请你二哥帮帮忙……”
        唉,好说话的阿娇跟二哥说了,他答应回去给办。
        二元媳妇知道了,也不甘落后,跟二元一起找上门来,求阿娇托她二哥给大妞去美国作担保,也就是替大妞交钱。这两件事,二哥回去后都给办妥了。几年之后,大妞也通过阿娇的二哥拿了美国护照。
        大元二元和他们的媳妇如今跟别人说话底气很足,现如今是什么时代?家里有个人拿着外国护照成了一件很了不得的事,成了很值得向人夸耀的事,街坊或是单位里有人问起:你们家的丫儿妞儿啥时候回来呀?她们便答:入籍了,拿外国护照啥时回来都成,只是现在又是学习又是打工,忙着呢,有钱挣着回来干吗?一付非常得意的模样。她们还问阿娇:人家都往国外跑,你们有条件,为什么不出去?三弟妹,要是我是你呀,手里想拿什么国家的护照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吗?阿娇问:“拿外国护照就好吗?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拿外国护照?”她叙述在她回国之前两年,印尼政府规定印尼籍的华侨学生不准在华校读书时,那些印尼籍的同学都哭了;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时,要华侨放弃祖根国籍,他们都彻夜难眠,像是要斩断手足一样痛苦。阿娇反而对国内的人争着去入外国籍并以为荣很不理解。大元和二元媳妇振振有词地说:“你看那些电影名演员、电视台名主持人,还有什么名画家名作家,不都手里拿着外国护照吗?要是没有好处,花那钱干吗?”三元说:“是没花你们自个的钱,花的是阿娇二哥的钱,那是他大方。”她们便腆着脸说:“哟,都是一家人嘛。”


六、

        时光不留情,转眼已经把人们带进了九十年代。新的楼群好像在人们不知觉间就悄悄地矗立起来,北京的老四合院面积越来越缩小,市区改造加快着步伐,一批批的居民喜笑颜开地搬进了新楼房。大元和二元一家都住进了新楼房,三元和阿娇在大学里也住进新的教授楼,他们二人都评上了高级职称,还带研究生,待遇都提高了。
        轮到柳树根住的老胡同要拆迁了,街道忙着挨家挨户登记、核实房子的产权人、丈量原住房面积,政府按面积折价赔款,一分一厘都不能有差错,这些工作做得很细很准确。街道通知柳树根,他可以获得45万元的赔款,这可是一笔不小的钱哪,老两口手中从来没拿过这么多的钱,合计着怎样使用这笔钱。是再搭点钱买新房,还是将就着轮流在三个儿子家里住,这样,这笔钱就可以当养老金颐养天年了。两种方法各有利弊,许多老人跟儿子儿媳住,矛盾多,老伴一想到大儿媳和二儿媳那张泼妇的嘴脸就害怕;可是买新房的话,钱又不够,要三个儿子每人给添点,小三儿还行,那两个大的即使愿意出钱,他们的媳妇未必会答应。还是难做定夺。这时,大元二元和他们的媳妇都回家了,他们是冲着这笔钱来的。
        两个儿子开门见山就问:街道赔多少钱?打算怎么使?老爸一说要他们每人添加些钱买新房,立即遭到反对。大元说:“何必再买新房,你们轮流在三家住不就行了吗?难不成儿子会让你们饿着?”二元也说:“说的是呀,你们年岁大了,单住,有个差错,我们照看不到,人家还会说当儿子的不孝顺,没人管老人,叫我们把脸往哪儿搁?”说得好像很在理,老妈便问:“那样的话,住你们家,谁管饭?谁买菜?我老了,干活干不动了。”两个儿媳妇同时说:“妈,这还不好说?住谁家,谁管着,请个保姆,要不,至少也能请个小时工,家里什么都不用您老动手,这多好。”大元进一步说:“爸,妈,就这么定了,这挺好。”
        老爸还在沉吟,二元便直截了当地说了:“爸,我和大哥都欠钱用,街道分下来的钱您就分了吧。”大元也说:“是,分了吧。反正您也用不着。”柳树根现在明白了,大儿子二儿子是来要分他的钱,把他气得脸都涨紫了,他什么话都不说,摆了摆手,让他们都走开。
        一次说不通,两个儿子一而再、再而三的回家闹,非得要把那笔钱分了不罢休。大元说小虎结婚要买房,他当爹的不能不管;二元说大妞急需汇款,她在外国快过不下去了。柳树根被两个儿子闹得不得安宁,最后只得答应分了,但他说得分成三份,三兄弟每人一份,大元和二元说这不公平,因为三元俩口子在大学任教,工资比他们都高,不该跟他们一样多。
        柳树根为这事特地去大学里找小三儿商量,问问他是怎么想的。他转了两趟车,到了北三环外了,找到小三儿的学校,在传达室把写在纸条上的住址给人家看,按人家的指点去找,好不容易才找到,按了门铃。阿娇从对讲机里知道是老爸来,便下楼来接老人,说:“爸,有什么事,电话里不会说吗?这么老远的来,路上车子挤,要不您说一声,我们就回家去了。”把他让进了屋就倒茶水。
        柳树根问:“三儿呢?”“他现在有课,呆会儿就回来。什么事把您急成这样?”老人叹了口气:“唉,快把我和你妈给气死!”阿娇知道准是老大和老二又闹了,她也听说了一些,可是,公婆家里的事,儿媳妇最好不要太多插手,她便不做声了。老人又说:“没把钱分给他们,他们就不会罢休。我是要问三儿,你们是怎么想的?”阿娇只好表态了:“爸,我们不缺钱,街道给您的赔款应该全部归您和妈,由你们自己做主。我相信三元也不会要您的钱。”老人不住地点头:“哦,是这样。好,好。”
        过一会儿,三元回家了,听了老爸的话,说:“爸,钱分不分,您自己作主,您要给我一份,我是不会收下的,钱就留在您手里,以后您和妈需要应急用就好办了。您和妈要住我这里,随时都可以来住,我这里有空房。”
        柳树根从小三儿家里往回坐车时,心里舒坦了。到家,他把小儿子和儿媳的话跟老伴学一遍,老伴不住点头说:“小三儿娶了个好媳妇呀,什么样的女人就调教出什么样的男人,我那两个大儿子都坏在那两个女人手里了,唉,儿子大了只听媳妇的话,不认爹妈了。”
        柳树根把那笔钱分成了三份,大元和二元拿走了自己的那份,剩下的那份,三元说什么也不拿,他用老爸的名字存银行了,存折交给老爸自己收着。
        大元和二元知道老爸手中还有那15万,两人的媳妇总在男人耳边串辍着如何把那笔钱再分过来一些,大元二元隔三差五的就回家来诉苦,大元说小虎结婚花费多,现如今谁结婚都得请十桌八桌的,新娘车、结婚照、当天还得请人来录象,手头实在划不过来,就差那最后一撇了,爸,您总不能眼看事情搞砸了吧?就算我借您的吧,先给我5万应急吧。柳树根想了想,咬咬牙,去银行取出4万来给大元。大元拿了钱转身就要走,老头子把他叫住了,说:“你不是说是借的吗?写个字据。”“真得写?”“当然。”大元便写下:某年某月某日向爸爸借款4万元,后面签下自己的名字。
        二元媳妇隔着墙竖着耳朵听得真切,二元回来,她就一五一十的跟二元说了,还说:“说是借的,哪能真要他还呢?凭什么大元就能多分4万?”于是,二元也过来跟老爸诉苦:大妞在国外急着用钱,她说再不汇款过去,人家连房子都不让住了,她要是流落街头可怎么办?爸,您能不能先给我点钱垫着,赶明儿,我手头有了就还您。说得让老人无法拒绝,老头子又从银行取出4万给了二元,他也说:“写个字据,是借给你的。”“好,好,我写。”二元也写下:向爸爸借款4万,签下自己的名字,写上年月日。
        柳树根把那两张字据交给老伴收起来,老伴悄声地问:“你真的要他们还?”老头子说:“这是两只狼,我看透了,写个字据就有凭证,咱都老了,还有几斤肉能让两只狼啃?”


 七、

        柳树根和老伴开始轮流在三个儿子家里住了,在一处住四个月就挪动,像过游击生活一样。大元和他媳妇睡大房,三丫睡一间光线亮堂的,说她做功课不能太暗,剩一间朝北的小房给俩老人睡,北方的房子朝向很重要,晒不到太阳的房子终年都是阴凉阴凉的,两老人风湿病更重了。二元家较小,老妈跟二妞睡一个房间,老爸只能在厅的一角搭张床,夏季热,二妞必得开电风扇,老妈又怕吹风,房间里呆不下,她只好在厅里的沙发上睡,二元媳妇便嚷开了:“哟,让人看见了还说是我们连张床都不让您睡呢!”所以俩老在大元二元家总是没住多久就搬到三元家住。三元和阿娇让出了一间朝南的房间给两老人,冬天太阳直照到床上,睡着暖洋洋的,很舒服,所以他们住三元家里时间更长些。
        在三元家住,老人什么都喜欢,唯一不高兴的是,三儿和阿娇一直都不要孩子,总说有孩子太累赘,老妈一再说我来带,我能带好,阿娇便说:“妈,您带了五个孙子了,现在该享清福了,干吗还要受累呀?”他们还是不想生,老妈甚至怀疑是不是两人中的一个有毛病,几次叫他们去医院检查检查,他们却笑了,说:“我们什么毛病都没有,就是不想要孩子,我们是向传统习惯挑战。”老人没辙了。北京话“没辙”就是没办法的意思。
        小三儿这里再好也不能长久住下,还得轮换到大元二元那里住,这么倒腾真让老人受罪,可是如今只好这样了。在小三儿那里,三儿和阿娇总会问他们想吃什么就给买、给做,还总问俩老咸淡是否合适,每天都有一样稀的,小米粥、面条、紫米粥、棒子粥轮换着做,还时不时的熬些红枣鸡汤或是白菜豆腐氽丸子汤、棒肘煲花生汤、猪蹄炖海带等等,很合老人的口胃,顿顿有新鲜青菜,也讲究营养均衡。柳树根每月还有620元的养老金,三元没有动过这笔钱,让它留在老爸银行账户里,他和阿娇每月还给俩老120元的零花钱用。在大元和二元家住,他们的媳妇说:我们家开支大,爸您的退休金得拿来搭上才行。既然人家这么说了,柳树根的养老金只好交出来。白天他们都没在家吃,两老人总是把吃剩的米饭泡粥烫馒头就咸菜,要不就是老人自己下面条拌酱吃,新鲜菜很少,要是老人自己窝个鸡蛋吃,那两个媳妇就嚷嚷:“哟,刚买的鸡蛋怎么那么快就吃完了?下回谁有功夫谁买去。”可是老人想自己买的话,还得自己掏钱,存折里的钱都是在大元和二元家住的时候隔三差五的拿出来花的。
        那天,柳树根不知怎么馋酒了,太久没沾上酒,人老了就像小孩一样,馋起什么就老想着,拂都拂不去。他便自己踱到小区的方便店里买回一瓶20度的二锅头,再买一小碟炒花生米,回来倒出半小盅嘬着,拣几颗花生米扔嘴里嚼。正慢慢地品着,大元进门了,说:“爸,您真会享福啊,自个儿喝多没劲,来,我陪您喝。”大元拿出喝水的大杯子,一下就给自己倒了大半杯,老头子看了一眼瓶子,空了一大截,口里不出声,心里明白:你个兔崽子,就知道喝我的!
        大元媳妇回家了,看到爷儿俩坐着把盏,便来了气:“好呀,你们倒清闲得很,没事儿喝起酒来了,平时不准喝!”她把酒瓶子都收缴了,放在了顶柜上,转身把炒花生也拿走,说:“正好今晚喝粥没小菜,待会儿才吃吧。”老头子干瞪眼,没辙。
        转天儿(北京人说“转天儿”就是“过了些日子”或是“不久以后”),老头子还想着那瓶二锅头,心想:我自个儿花钱买的,凭什么让你收缴了?要藏也是我自个藏。看着大元媳妇出门了,他便搬了把椅子,站上去够顶柜里的酒瓶,没够着,便掂起脚后跟。老伴看见了,说:“那么大岁数的人了,还爬啥呀。”忙过去想给他扶一把,手还没伸到,老头的脚没踩稳,椅子一歪,咣的一声巨响,老头子从上面摔下,手里的酒瓶砸在脑袋上,红的黄的流了一脸,那是血和酒流在了一起,吓得老婆子直喊“来人,救命!”老头子瞪了瞪眼,想坐起来,可是一下就倒地了,开始还喘着大气,一会儿功夫,气就弱了。
       老伴喊道:“你别吓我呀,别吓我呀……”她不知所措,慌乱中抓了沙发上的毛巾捂住老头子流血的脑袋,老头伸出手指了指电话,却说不出声了。老婆子知道他的意思,慌忙去拨电话,她只记得二元和三元的电话号码,想到叫二元也没用,就拨三元家的电话。响了几声,没人在家,再等,急得她慌作一团,再拨,听得开门声了,三元媳妇在那头喂了一声,老婆子断断续续的说:“快来,你爸,快,快不行了……”
        阿娇明白老爸出事了,她安慰老妈几句便挂断电话,立即打120,详细报了大元家的地址,然后给三元的手机发了短信:爸出事了,我已打120,你立即去大元家。三元一看,转身跑着出校门,立即拦了部出租车,奔大元的家去了。
        刚进大元住家小区,三元看见120救护车从小区里开出,他立即下车拦住一问,果然是载着老爸的急救车,便跳上去直奔医院。
        在路上,医生就进行施救,一到医院,立即推进急救室。
        大元和媳妇还有老妈后来赶到了,三元问怎么回事,老妈把经过说了一遍,大元媳妇直埋怨:“那么大岁数的人了,还像不懂事的孩子,我把酒瓶子放顶柜,就是怕他喝了闹血压高,还不要命了往上爬,爬什么爬!自个儿找的祸!”大元瞪了她一眼:“少说两句不行?”他媳妇把脸一扭:“这跟我没关系啊,你们兄弟别赖我。”
        经过抢救之后,医生说因为老人脑血管破裂,造成血栓,神志昏迷,即使做手术,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小。兄弟仨商量着拿主意,大元和二元先问手术和治疗需要多少钱,医生说大约三万,后续治疗就难说了。三元主张做手术,说:“救人要紧,爸的存款不够,我出。”大元媳妇马上说:“有你这句话就好,我们大家都听到了。”
        手术后,老爸一直没醒过来,成植物人了。医生说,早就估计到这种状况,不属于医疗事故。
一星期之后,老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八、

        老爸去世后不久,老妈的健康状况很快就走下坡,她行动迟缓,神情滞呆,重点儿的东西拿不住,腿脚也无力了,吃饭捧起碗就发抖,常把碗摔碎。大元和二元都嫌弃她,他们的媳妇就更不用说了,常对她嚷:“老祖宗,别再添乱了。”老妈心里还很明白,眼泪就下来了,接着就惹来一顿骂:“哭什么哭?谁都侍候不了你了!”老妈就喊着:“三儿,娇啊,我要去你们那儿……”别看大元媳妇还是几十年的护士,可是行动不便的婆婆别指望得到她的护理,她的理由很充分:“我侍候人几十年了,难不成还得侍候一辈子吗?退休了,也该让我放手不干了,再说我还腰椎间盘突出,整天的不得劲。”二元媳妇不愿意侍候老人也有她的理:“咱是粗人,没文化,不懂医,也不懂护理,我也患腰腿痛。”二人都巴不得老婆子走,说:“还是三弟妹年轻,身体也好,妈留你那儿我们放心。”心想,老婆子去了最好就别再回来。
        三元和阿娇把老妈接过来,她不愿意再走动,就这样长期住下了。他们请了个保姆,因为平时两人都上班,留老妈一人不放心,还买了轮椅,嘱咐保姆平时让老妈柱拐杖溜弯儿,在她身边看着就行,因为老人能走路还得走动走动,要是她想去远处,就推轮椅去。要洗澡,阿娇先放好水,自己试水温合适了,才让保姆搀扶老人进去,由保姆给老妈擦澡。要洗头,阿娇便自己给老妈洗,洗完,用吹风机吹干,给她梳理好。天冷了,阿娇给老妈换上厚棉被,天热了,厚被子拿出去晒,换上薄被子。老人的冷暖,阿娇都会记在心上,什么都给她照看好了。老人去医院看病,三元和阿娇谁得空就谁先给挂号,再回来推轮椅去。
        老妈最后的八年时光都在三元家住,最后两年她都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连保姆都嫌脏嫌臭,不乐意清洗。阿娇给她清洗、换干净的衣服,从来没让老人臭着身子呆着。老妈手脚僵硬,晚上临睡前,阿娇给她按摩手脚到老人入睡,每晚如此。一次保姆问:“老师,她是你妈?”阿娇说:“不是,是我婆婆。”保姆说:“我一直以为你是她亲闺女,亲闺女也少有像你这样啊。”
        老妈终于走完她的人生。
        料理完后事,大元二元和他们的媳妇都来找三元,三元说:“稀客啊,妈病这些年,你们谁都没来过,怎么现在热心来串门了?”他们不客气地说:“你把老爸的存折拿出来对对账。”哦,三元明白了他们是怕老爸存折里的钱让他独占了。三元拿出来给他们看,大元二元看后同时责问:钱都哪去了?三元被问得一时答不上来,楞了半响,说:“我哪知道?爸的钱,不都花光了吗?”“谁花光的?你?”三元气得涨红了脸:“我花爸的钱?那笔钱他本来要分给我的,我根本就没要。”“没要?可是被你花光了,你很会做人哪。”大元二元句句话紧迫过来,三元一时语塞:“我,我,我根本没用过爸的钱……”两个嫂子也像抓到什么把柄似的,说:“那就奇怪了,钱自己长腿跑了?”
        阿娇手里拿着一迭账单过来,不慌不忙的说:“爸存折里的钱都花哪儿,这里都有账。房款45万分成三分,那两份你们都拿了,剩的这份15万留在存折里,大哥和二哥后来分别拿了4万,共8万,爸有账单,上面有你们的签字作凭证,”阿娇把两份大元和二元签字的字据放在众人面前,大元和二元相对看着,心里都在说:原来你从老爸手里又拿走4万还装蒜!在证据面前,他们不出声了。三元则吃惊地说:“哦,你们还从爸手里拿走了8万,现在倒来找我要?”大元二元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红的是发怒,白的是因在三元和他媳妇面前出了丑。
        他们的媳妇不管这些,还不依不饶的说:“那剩余的呢?”阿娇再一一把账单摆在众人面前,一边说:“爸做手术和后续治疗费都有医院的账单,全在这里,总共4万余元,加上大哥二哥拿走的8万,就去了12万了;爸的安葬费由厂里付了,这些是缴纳存放骨灰费用的收据,共1万多元,”大元媳妇打断阿娇的话:“存放骨灰要那么多钱吗?”“最早一个月交80元,后来每月收费100元,十年1万2千元,爸去世近十年了,你们可以算这笔账,账单都在这里。”她接着说,“这是妈看病花的钱,8年共3万余元,妈没有合作医疗,都是我们付的;妈的丧葬费和骨灰存放费在这里,你们仔细地算算,以上各笔总数超过18万,不够的我们都垫付了。”
        大元媳妇还想起了什么,说:“看这存折里怎么常有零零碎碎的支出呢?”阿娇拿过来细看后,想了想说:“支出的日期和年月,应该是爸妈住在你们两家的时候,那就得问你们了。”
大元二元媳妇拿过存折细细地核对,果然支出日期都是两老人住在自家里的时间,后来住三元家以后,就再没有这样的支出了,两位厉害的女人噤若寒蝉了。她们给自己找台阶了:“既然都有账目就行了,”她们怕三元会要回那8万元,也担心他会要他们两家分摊不够的数,便说,“你们收入高,又没有孩子,不像我们收入低开支大,就这样吧。”一行人讨了个没趣,走了。
        三元也不去送他们,他把自己扔进沙发里,两只胳膊摊在沙发背上,自言自语道:“亲兄弟啊,这就是亲兄弟啊!”他转身问阿娇,“你怎么知道爸留了两张字据?是他给你收的?”
        阿娇说:“不是,我根本不知道老大老二拿走那笔钱。那次我给老妈换洗衣服时,从她贴身的衣兜里偶然发现有个信封,里面有两张发黄的纸,一看是他们写的字据,我并没有想会有什么用处,只不过是妈留着的东西,她神志不清了,我就给她保存着。办完妈的丧事,我才对对账,拿出爸的存折,发现爸从银行取出过两次4万是比较大笔的钱,正好和他们的字据上签的日期非常近,我想,应该是爸把这笔钱给他们了,怕他们以后会赖账,所以让他们签下字据。”
        三元说:“亏了你这么细心,否则,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阿娇疲惫地靠在他身旁闭着眼睛细声地说:“三元,我还有一件事要办。”“什么事?”“我想去印尼,去看我妈,我太想她了……”“你真傻,早不说?那年你哥哥来的时候,他不是让你回去吗,你为什么不去?现在去印尼方便了。”她低声说:“我知道。那时候,为了应付评职称,要写论文,还要带研究生,太忙了,后来,咱妈住在家里了,妈不能自理,我走开了,她怎么办?现在她寿终了,我可以安排去印尼了。”三元不由心潮澎湃,把她搂紧了,看到她的鬓角有了几丝白发,说:“这些年你辛苦了。”用手轻轻撩开她垂在眼睑的一绺头发,阿娇把他的手握在胸口上,眼角流出了一滴泪水,三元用舌尖轻轻地舔了,俯在她耳边说:“我跟你一起去,去看你妈,看印尼的风光,看你小时候生长的地方。”阿娇的嘴角绽出了一丝甜蜜的笑意。


——完——


2008年9月稿于北京
2010年2月15日至4月17日雅加达商报连载

更多请看《椰子树下的故事》目录
http://www.qiaou.com/uqiaou110/40235-486947.aspx

 

Posted @ 2011/9/21 13:55:08  阅读( 5123)  评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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