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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子树下的故事(小说连载)

《椰子树下的故事》

小说连载

        [历史背景]  1942年,二战的战火燃烧到爪哇岛,日本侵占了宝岛许多地方,一个华侨儿童和印尼部族的儿童的童年同样蒙上了阴影。1960年执行“第十号法令”之后,大批华侨学生回国读书,到九十年代以后才有机会再回原来的侨居地探亲。原来的侨居地灾难重重:1965年10月之后,政局突变,年底,便对印尼共产党进行全面的清洗;1998年5月发生的“五月骚乱”让华人惊恐万分,惶惶不可终日。星移斗转,儿时的友情却依然记在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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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算起来,我在北京住了整整五十年了——半个世纪!1957年我从印尼回国后,就一直定居北京,先是进了北京华侨补校,后考上全国有名的北师大,毕业后便留校走上讲台,到退休都没挪过窝。八十年代后期,全国开始有技术职称评定制之时,各单位评职称都是论资排辈,先照顾老的,老的一批批评上了高级职称,又一个个退了休,名额才轮给后来的年青人。我那时还算年青教师,到九十年代中期才熬上了正教授。
        早晨起来,喝了半杯温开水就到院子里练两套太极拳,再练两套太极剑,活动完回家才洗漱、吃早点,这是我多年的习惯。如今退休了,日子过得清闲自在,再不用为备课操心。正教授的职称有了,还搬进了大学里职工住宅区新建的三居室宽敞的楼房,用北京同行人的话说“这就到头了”。是的,我再也无所求。大学里,一大批后起的中青年教师急于显露和施展才华,我们这些老朽理当让位,研究生、博士生也已有人接带,我真正的从几十年教学岗位上退下来了。人也变得慵懒,做完晨练,看看报纸,有时就去超市转转,买回一些副食和日用品;有时就坐在电脑前随意浏览,有时也和远在天南海北的同学用电子邮件联系。有了电脑,通讯一下方便了,既快捷又省钱还保密。不过,我从不上聊天室,你又不知道对方底细,连名字都起的古里古怪,什么红色宝石、南山大仙、九尾狐狸等等,且聊的都是毫无意义的话题,真没劲!还有一个自娱的方法就是侍弄花草,但是,我只会养些很普通的花,如茉莉、米兰、玻璃翠和不长花的常年绿叶,娇嫩名贵的花到我手里就养不活了。
        我特别想种棵椰子树,因为我对生长在南国的椰子树情有独钟。我知道这种热带和亚热带植物只能在野外生长,北京寒冷的气候和室内根本不适宜它生长,但是我还是想尝试。那年,在水果摊看到有来自海南岛的椰子,我选了一颗,种在一个大花盆里,可是,一个秋冬过去了,也没见它发芽,我按捺不住扒开封土,一看,这颗椰子已经腐烂了,真扫兴!
        我不甘心,又种了一颗。还是没发芽。
        1998年,我第一次回雅加达探亲,见到了分别了三十多年的大哥和姐姐以及他们的一家,还见到了小时候最要好的同伴阿曼。临走之前,阿曼特地把他种的一棵小椰子树苗挖给我,连土用塑料袋包着,大哥找了一个纸盒装起来让我带回北京。在北京海关,这个纸盒被扣留了,工作人员说动植物需经检疫才能入境,还要交税,我同意了。办完这些手续,第三天,我才去把这棵椰子树苗带回家。
        我弄来一个直径有半米的大花盆,从院子里挖了好土,怕人家看见,像做賊一样,天黑以后用塑料袋一袋一袋的把土装回家倒在盆里。椰子树苗种进盆里后,我每天无数遍的站在花盆旁边审视,妻嘲笑我比当年盼她分娩还上心。
        妻不知道我对椰子树的怀念,她也不懂阿曼送的这颗椰子树苗承载了太重太多的情谊。我和阿曼这次相逢太巧了,我和他的友谊追溯起来,还是五六十年前的童年时代……


二、

        我是属牛的,出生在西爪哇南安由。有个哥哥比我大五岁,还有个比我大三岁的姐姐。日本入侵爪哇岛那年,我虚岁七岁,小时候,父母只给我们记住属相,不知道公元什么年份,长大后我自己查看年历,才推算出我是1937年生的。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南安由还只是个很小的小镇,只有一些小摊,小店铺也不多,出了集市,都是椰子林,一条弯弯的小河流过,河口就是海。从唐山(“唐山”是泛指大陆。)过番(“过番”指到南洋谋生。)谋生的人,给水客(“水客”是专门给人引渡到南洋谋生的人。)的捎脚钱多的,就可以被带到爪哇岛,在椰城、三宝垄、泗水等地靠岸;钱少的,就在三发、山口洋或是坤甸、马辰这些地方靠岸。这是我后来从大人谈话中听来的。祖父年轻时携带妻儿过番,一来没钱,二来人地生疏,不敢在大埠头落脚,因为南安由有个同乡,他就在这里靠岸,在同乡的帮衬下,在椰子林里搭了亚答屋,算是有了落脚之处了。
        在颠沛流离中,比父亲小两岁的叔叔生了一场马拉里亚(malaria,虐疾。),不治夭折,父亲便成了独根。祖父祖母勒紧裤腰带,苦干了几年,积攒下的家业就是一副挑担。担子里有米、油盐酱醋和针线,白天,祖父挑着担子沿泥泞的小路摇着拨郎鼓,家里要添油盐酱醋的村民,听到“嘎咚嗄咚”的声音,就出来喊:“恩泽旦,过来,换油。”(“恩泽”,当地人按闽南话说encek就是叔的意思,是对成年的华人的称呼,“旦”是陈姓的闽南音。)村民大多是用自已种的胡椒、豆蔻、咖啡豆来换他们需要的东西,很少人手里能拿得出钱。祖父再把换来的土特产到集市上在店铺里换成油盐酱醋。这样,把这副担子挑来挑去,总算能给一家三口糊口了。
        担子把祖父的背压成了佝偻,两个老人得到最大的安慰和报偿是我父亲长大成人了,他也跟着祖父早出晚归,有时替祖父挑一程。在父亲二十岁那年,祖父祖母托水客在唐山找了一个穷苦人家十七岁的女孩,用十担番薯的钱把女孩带到南安由,那个女孩脑后梳条辫子,虽然面黄肌瘦,但是眉清目秀,是会干活的孩子,祖父祖母满心欢喜,让父亲和那个女孩圆了房,她就是我的母亲。
        几年之后,哥哥、姐姐和我相继出世。祖父给哥哥起名叫福来,这个名字寄托着一家人的许多希望和企盼,姐姐叫福娘,给我起的名字叫福多,小名叫多多。三代七口人挤在小小的亚答屋里,亚答屋的外间睡祖父和祖母,我们三只狗仔(大人这样称呼我们仨)和父母睡里间。亚答屋的旁边还搭了个小厨房,劈成两半的竹子把山上流下来的水引到厨房一个大缸,水很清澈而且常年不断,母亲做饭就用它,那时候的水没听说什么叫污染,我们渴了,就凑在竹管下喝几口,从来不会拉肚子。
        我还在地上爬着抓泥巴的时候,祖父就去世了,那副担子便传给了父亲。我不记得自己是怎样学会走路、学会跑的,但是,清楚地记得会爬树,教我爬树的是离我们家不远一个爪哇族的小孩叫阿曼。阿曼和我是同年生的,赤条条的不穿衣服,黝黑的皮肤,眼睛却很大,他五岁就敢爬上椰子树,像猴子一样。
        一天,我在树下玩,被果皮果核打中了头,痛得直哭,抬头一看,阿曼坐在红毛丹树杈上一边吃红毛丹
一边把果皮果核往下扔,他一看我哭了,哧溜的下了树,塞给我一把红毛丹,说:“呶,别哭。”我吃着甜甜的红毛丹,不哭了。
        他那二岁多的妹妹瞪着一双大眼睛看着我手里的红毛丹,小手指放在嘴里吸吮着慢慢地蹭过来,她叫
阿蒂,也是赤着身,是阿曼的小尾巴,整日的跟着他。阿曼拍拍她的小脑袋,说:“等一会儿。”说完,转身上了树,摘了一串,霎眼间就下来塞在他妹妹手里。
        阿曼对我说:“到树上吃,才好吃呢。”我抬头看了看,那树干有多高啊,我在想:怎么可能爬得上去呢?阿曼就说:“看我的。”他两手抱着树干,虽然还抱不拢,但两腿夹着树,两个脚板贴在树上,就像壁虎一样,一弓身就窜上了一截。我也学他的样子,可是根本就抓不住树干。阿曼下来用双手把我的小屁股往上推,我却摔倒在地,脚踝撞在石头上,擦破了皮,流了血。阿曼怕我哭,赶忙找来桉树叶,揉碎了放在伤处,再用一片整的桉树叶贴在上面,说:“不要紧,会好的。”
        阿曼什么都比我强,胆子也大,我喜欢跟他在一起玩。村子里还有一大帮跟我们一样大的孩子,有华人,有爪哇人,也有巽达人,不分什么种族,都混在一起玩,整天像一群猴一样。我们在河里闹,互相泼水打水仗,玩够了,就跳上河边的石头,站成一排往河里撒尿,每个人都把小鸡鸡绷得直挺挺的,比谁尿得最远。有时候,有个断了线的风筝随风飘过来,立即就成了我们追逐的目标,大家就追呀,跑呀,谁先抢到风筝就成了英雄,别人就只有羡慕的看着那个风筝,想摸一下都会被拒绝。
        阿曼有个哥哥,比我们大六七岁,叫拉都,我和阿曼都只到他的胸前高,他比阿曼更能,他教我们挖蚯蚓,用竹片把它切成几段当鱼饵去钓鱼。鱼竿是现成的竹子,那时候没有线,当地人把波萝叶泡烂抽出纤维,理成一条一条的线,用这种纤维线编织成布,大人用它围在身上当沙笼。拉都用这种纤维系在鱼竿上很好使,再找个带叉的细树枝当鱼钩,钓鱼的工具就做成了。我们钓上了鱼,拣些干树枝点起火,就在河边的石头上把鱼烤来吃,那味道真香。拉都还教我们捉田鸡,用竹签把田鸡的肚子一拉开,剥掉皮,在河里一洗,放在火上烤,成了一顿美味。
        镇上有个小庙,供着一个长胡须穿古装的老头的画像,大人说那是孔夫子。经过多年香火的烟熏火燎,画像成了灰黑色,但香火还很旺,不少善男信女前来献香抽签问挂。每年唐人过年和元宵节,庙里就很热闹,还会燃放平时少见的鞭炮。最高兴的是我们这帮猴儿,也挤在大人们中间跑来跑去,放鞭炮时,虽然使劲捂着耳朵,可是没等鞭炮声停止,就一蜂窝的拥上去,在地上寻找没炸响的炮心,谁要是拣到一个没炸的炮心,就像拣到宝贝一样高兴。
        密密的椰子树林是我和小伙伴们游戏的场所,长长的椰树叶遮挡住了炎热的太阳,在椰树林里真凉快,爬树、捉迷藏,玩得很痛快。渴了,就爬上树去摘个椰果,剥掉纤维外皮,往地上一摔,摔裂了口子,就对着嘴把清凉的椰子水灌入口中,甜到心窝里。椰子树都是自然生长的,只要你能爬上树,椰果谁都可以随便摘。林子里地上覆盖着厚厚的烂树叶,踩上去松软又滑腻,不留神就会摔个四脚朝天,奇怪的是,我们这些从小就赤着脚跑的孩子却不会滑倒。
        南安由在海边,雨季大雨瓢泼的时候,海风也会发出淫威,椰子树被吹得东歪西倒,一排排海浪冲上来,好像要把椰子树连根拔起一样,长长的椰子叶像披散着头发的女人,在风雨中抗争,她那么顽强,丝毫不退让。海风终于疲倦了,溜到别处去了,海浪也收起狂傲的波涛,轻轻拍打着海岸,好像与椰子树低语,并为自己的狂燥行为道歉。太阳刚露出海平面,朝霞就会给椰林镀上一层金色的霞光,各种热带的小鸟就在椰林中啼鸣,好听极了。傍晚的椰林更美,在晚霞的映照下,椰林变幻着各种色彩,像画师在这里翻倒了他的染料一样,先由红慢慢的变橙红,又变桔黄、淡黄,淡黄稳去了,便变成灰白,再变成灰暗、黝暗直到黑压压的一片,只有冲到岸边的浪花带着白色的泡沫,在浅黄色的沙滩上打个旋,又退回去了。椰林永远在唱一首没有休止的歌。
        晚上,月亮从树叶中倾泄下银色的光,椰林很安祥,流萤在四周闪烁,到处是蛙鸣、蟋蟀叫,是捉田鸡和螃蟹的好时候。有时候,我们仨狗仔就围坐在母亲身旁,听她讲月亮里的嫦娥和玉兔的故事。听着,听着,我就扒在母亲的膝上睡着了。
        日子虽穷,但是就像椰子水一样甜。


三、

        日本人入侵爪哇岛后,我的童年就蒙上了一层阴影。
        人们把大米和油坚壁起来,父亲在镇上再也换不到米和油了,也就不再收村民的土特产了。家里仅存的一点大米都省着吃,母亲每天大多是煮番薯给我们吃,有时只啃玉蜀黍,大米只能煮一点粥喝。
        好在印尼的土地肥沃,村民可以挖木薯吃,木瓜椰子香蕉也能充饥,河里的鱼虾螃蟹、田里的田鸡田螺都可以找来吃,这些东西到处都有,随手采摘随地捉来就有了。可是,时间长了,也不行。
        大人在议论说,井里汶有日本兵了。井里汶离南安由很近,怕是日本兵很快就会到南安由了,果然是这样。一天,日本兵来搜捕,许多村民被抓走,都是身体强壮的,说是要他们在椰城丹绒不绿海口干劳工,一个月就回来,有饭吃,还发工钱。阿曼的父亲也被抓去了,一个月、二个月过去了,那些人却再也没回来,人们心里很恐慌。好在我父亲长得瘦弱,日本人没抓他。
        稻子收割完晒干后,日本兵又来了,用枪逼着村民把谷子上缴。一袋一袋的新谷堆在小学不大的操场上,准备运走。
        阿曼和他哥哥拉都整天都在忙,他们爬上高高的椰子树,砍下嫩嫩的椰子叶,一片一片的把它劈成两半,再把它编成长长的大口袋。我很奇怪,这是干什么的?做“格都巴”(ketupat,当地人用椰树叶包裹的饭团。)用不着那么长,再说,他们家里断粮已有好久了,哪有米做饭团呢?我问阿曼,他不说。原来他不是这样的,他做什么事都会约我一起干。我想,他们哥俩一定有什么事不让我知道,我却越想知道。我拿出藏了很久的在孔庙前拣到一个还没炸过的鞭炮,这个鞭炮有我的食指长,比姆指还粗,对我们小孩来说,是巨型的了。我对阿曼说:“你告诉我要干什么,这个鞭炮就给你。”阿曼看了看他哥哥,不说话。拉都看到这个鞭炮,眼睛亮了,说:“给我。我告诉你,可是你不能对任何人讲。”我点点头。
        拉都在我耳边说了他们的计划,我吓得张大了嘴巴:“你们真敢?有日本兵……”阿曼说:“管不了了,我母亲和阿蒂天天吃木薯,脚都肿到这么粗,我们快饿死了。”他用两手比划着。拉都对我说:“你要不要帮我们?”我点点头:“可是……”我还是很怕。拉都说:“到时候,你只要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炸响这个鞭炮就可以了,日本兵跑过来,你就赶快往椰子林里跑……”他教我怎样行事,我都记住了。
        他们哥俩还准备好两段大约有脚掌长的竹管,竹心是挖空的,一头被削尖,我不知道这要做什么用。第二天,拉都带领着我和阿曼,他们手里各拿上几个椰子叶编成的长袋子,藏着竹管,我带上那个小鞭炮和火柴,我们走到离小学不远就分手了。他们俩偷偷地走近那堆谷堆,猫着身,一点声响都没有。
        三个日本兵背着枪在放哨。我照拉都的吩咐躲在小学的墙角,我往那些米袋一看,他们俩已经潜到米袋堆的后面,正把竹管尖的一头插入米袋里,谷子便顺着空心的竹管流进椰子叶编成的长袋子里了。我几乎要跳起来,原来这两样东西是有这样的用场!我没忘拉都的吩咐,赶快放好鞭炮,可是,该死的是我的手直颤抖,划了两根火柴都没有点着,第三次才点着了。看到鞭炮的线芯点着了,我赶快走开了两步,听到身后一声巨响,三个日本兵哇哩哇啦直叫,朝我的方向跑来,我不停脚地跑向椰子林里,然后爬上了一棵椰子树,用椰子树宽宽的叶子把我遮挡住。那边,他们两人已经把谷子装满了几个椰子叶编成的袋子,也跑得无影无踪了。
        天黑以后,闻到阿曼家里飘出了米饭的香味。父亲问我今天干什么去了,我不语。这时,阿曼在门外向我招手,我出去找他,他往我手里塞了两个椰子叶包裹的 “格都巴”(ketupat, 用椰树叶包裹蒸熟的饭团),然后一转身就跑回家了。
        后来,阿曼告诉我,他装了两袋谷子,拉都装了三袋,这五袋谷子辗成米省着吃,够他们一家吃一阵子了。拉都向我谢了好几次,他说全仗着我那个鞭炮。
        可是,后来,却是阿曼救了我一命,他自己还险些丧命。


四、

        那天,阿曼和拉都带上了椰子叶编的篮筐出门了,我在后面喊:“喂,去哪里?”阿曼说:“去河口挖海龟蛋。”我说:“ 我也去。”拉都瞪了我一眼:“要走好远的路,你能吗?”要是在原先,他一定不让我跟,因为有了那个鞭炮的功劳,他不好拒绝我。我说能,他们就让我一起去了。
        河口地势低,不知从什么年月,河水雨水在那里积成了一个很大的湖,周边树木丛生,也自然的长出了椰子林。热带雨林地带土地就是肥,一阵雨后什么东西都能自然的长,河湖边各种林木就更是繁茂了,水里生长的动物也多,像田鸡、乌龟,最喜欢在这里生长。因为靠海,海水有时也流进来,还带着沙进来,湖边的沙土地是海龟常下蛋的地方。海龟一下蛋就是一窝,怪不得他们要带个大篮筐。海龟蛋比乌龟蛋还好吃,蛋黄大,这东西营养又高,以前父亲带大哥去挖过,父亲说我还小,不带我去。但是,我曾经和一些小伙伴偷偷的去过,那次没挖到海龟蛋,却捉到不少田鸡和螃蟹,我们就在湖边美餐了一顿。回家后,我成了个泥猴,父亲知道我跑去河口,把我打了一顿。原因是那里危险,湖里时有鳄鱼,掉进湖里不淹死也会让鳄鱼咬伤甚至丧命。
沿着河边往河口走的路很平坦,只是有的路段没入泥水里,简直是要淌着泥水走,不留神,脚底一滑,就四脚朝天,甚至会陷进泥沼之中。不过,这一带不会有日本兵,日本兵是不敢来这里的。拉都很熟路,看样子他经常来这里“掏宝”,也难怪,他父亲被抓走后,家里的担子就落在这个才14岁的少年肩上了。有拉都领路,我们很顺利就到了湖边的沙地。他特地嘱咐我说:“小心,有鳄鱼!”他在树林里摘了根短棒给我,说,“用这个。”
        我随便应了一声,急于找到海龟下蛋的窝,接过短棒就到处乱挖。我的运气不错,挖开一处松软的沙堆,一窝蛋出现在眼前!我高兴地喊起来,干脆趴在沙堆上,把沙子拨开,这窝蛋至少有几十个,我数都数不过来。阿曼过来看了看,说:“这不是海龟蛋,也不是乌龟蛋。”我不服气地说:“那你说是什么?下在沙堆里,不是海龟蛋是什么?”“反正不是!”“不是我也要!”我跟他争执起来了。
        离我们几步远的拉都突然大声喊:“快跑!鳄鱼!”我一抬头,一条二米多长的大鳄鱼张着大嘴不知什么时候突然已经爬到我面前,那锯齿般的利牙正对着我,我吓得两腿都软了,除了大叫着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阿曼急中生智,他一把将我推开,又把手里拿的木棒笔直地插入那张开的大嘴里,鳄鱼的上下颚一合口,咬到木棒,但是它的利齿咔哧一下就把木棒咬断了。这时,拉都已经冲过来,一手把我推到一边,那条大鳄没咬到人还不罢休,瞪着两只可怕的眼睛向阿曼发动新的进攻。大嘴再次张开,阿曼的手臂已经落入它的利齿中,在千钧一发之际,拉都像阿曼刚才那样把木棒插入它嘴里,另一只手将阿曼的手臂拖出来,然后他抱着阿曼打了个滚,逃脱了鳄鱼的攻击范围。我才想起来给拉都递根木棒,他接过来,用力的抽打那个畜生,鳄鱼的大尾巴一扫,就趴在刚才那个沙堆上不动了,只是瞪着两个可怕的眼睛,做好随时攻击来犯者的姿势。
        拉都领着我们退了好几步远,对我说:“你挖了鳄鱼下的蛋了,别再动它,它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蛋的。”这时,我们才发现阿曼的左手臂被鳄鱼的利牙撕开了一条长长的口,流着血。拉都的脚背被鳄鱼的尾巴扫过,也流着血。我慌得不知如何是好,看看他们俩人,身上只围着纤维线织的小布片,那是不能包伤的,只有自己身上穿着哥哥和姐姐穿小的猴子衣服(小孩穿的无袖无裤管上下连在一起的衣服,当地叫baju monyet,直译就是“猴子衣服”。),我毫不犹豫的撕开,这是我惹的祸,我几乎要哭了。拉都在湖边草丛中拔了一种草,揉碎了把它敷在阿曼的伤口处,才把伤口包扎起来,他也给自己敷了这种草,让阿曼给他包扎好伤口。
        拉都不愿空手回去,他说阿蒂和母亲还等着他们带回吃的东西。他们俩人一瘸一拐地找到了一窝乌龟蛋,又捉了十几只田鸡之后,才说回家吧。他们两人都带着伤,回家的路上走得很艰难。拉都却边走边说:“记住,海龟和乌龟蛋是圆的,白色;椭圆的有点灰的、个头比较大的,那是鳄鱼蛋。阿曼说那不是乌龟蛋是对的,一般来说,鳄鱼下过蛋它不会远离它的蛋,它会在附近保护它的蛋,所以,阿曼说不是乌龟蛋时,我想附近会有鳄鱼,就赶紧跑过去,还好,你没被它咬到……”我心里非常难受,用手背直抹眼泪。
回到家,我语无伦次地说了河口的历险,父母亲也听明白了,他们都狠狠地骂我。父亲拿出了舍不得吃的大米和番薯,装了一簸箕,叫我送去阿曼家里。
        后来,阿曼左手臂上的伤口虽然合上了,但是,却留下了一道像蛇一样的疤痕,非常明显。这道疤一直留在我脑海里。
        日本兵撤走后,我八岁了,哥哥十三岁,姐姐十一岁,我们都没进过学校读书。为了让我们读书,父亲决定要搬迁到井里汶住。我一听说到井里汶可以读书,高兴得整天跳来蹦去,可是,一想到再不能和阿曼在一起玩,心里又很难过。
        父母亲收拾着行囊,其实也没什么东西可带,母亲留下几件衣服和两条沙笼给阿曼的母亲,父亲把自己钉的桌椅也留给他们。临走前一天,阿曼把他自己做的弹弓塞在我手里,我知道那是他心爱的东西。我什么话都没说,只是再一次摸了摸他手臂上那道疤……


五、

        到井里汶,父亲和母亲自己做豆腐卖。买回黄豆先要挑选,去掉坏的,把好的泡上,把头天泡涨的黄豆用石磨磨成浆,放在大锅里煮熟,再盛到大桶放凉,点上卤水或石膏,待凝固得差不多了,倒进一格一格木制的模子,盖上白布,加压,下面用桶接着滴下的水,等差不多了,豆腐就做好,可以一板一板的拿出去卖了。每一道工序都不能马虎,否则,豆腐就做不好。点卤水和放石膏是最关键的,弄不好,豆腐就全坏了,这全靠经验和技巧。哥哥和姐姐已经能当上帮手了,祖母年纪大了,只是在一边指点,父母带着哥姐每天起早摸黑的干,天没亮就起来磨黄豆,我在睡梦中常被石磨吱呀吱呀的声音吵醒,看到父母一起拉着石磨转,他们的脸上滴着汗,我也要起来,母亲总叫我去睡,那时我还小,但是我知道是父母和哥姐在挑起生活的艰辛。他们一直忙到上午九点之前,豆腐做好了,正好能赶上早集去卖,豆腐还冒着热气呢。石膏点的豆腐拿来做豆腐干,卤水点的豆腐拿来做软豆腐,我们家的豆腐白,嫩硬适宜,每天都卖完。豆腐做出来后,剩下的还有很多事要做:浆洗盖豆腐的白布单,还在大锅里煮开、消毒、凉干,买黄豆进货……如此周而复始。
        就这样,一家人起早贪黑,日子虽然艰难,但是一家人过得很快乐,父母亲用汗水挣的一点钱也只能供一人读书,父亲说,福来和福娘岁数大了,家里也离不开他俩,只能是让我一人上学了。他们两人都没反对,其实我明白,谁不想读书呢?想到父母亲的辛苦,大哥和姐姐为了我宁可自己放弃读书,所以我一进校门就发狠一定要努力,决不辜负一家人的期望。在家里,哥姐也用我的课本认字,但是笔和练习本只给我一人用,他们只能用手指蘸着水在桌面上划着写字,他们毫无怨言,算术加减乘除也是这样学会的,我呢,不但当起他们的老师,还两次跳级,小学只用四年就升上初中。这样,虽然我上学很晚,到初中毕业时是十七岁,还不算太大。
        初中毕业后,我考上了椰城一间有办师范班的华校读高中师范,因为师范班可以减免费。我毕业那年,祖母去世了,她拉着我的手,嘴角带着微笑安详地闭上了眼睛,我知道我能读完高中给了她很大的安慰。我的成绩还算优秀,被留校当老师。那几年,姐姐学会了裁缝和车花,她给人做衣服;大哥也另做小买卖,家里的状况改善了。假期我回家,发现父母亲老了,不知什么时候,他们的鬓角都花白了,绉纹悄悄的爬上了他们的眼角。但我们一家都很和睦。
        我们搬迁到砖瓦水泥的房子里住了,后面有个不大的院子。大哥在院子里种了几棵果树,还有椰子树。我告诉他,椰子树像人一样喜欢群居,独棵椰子树长出来的果实不甜。他不信,说:你怎么懂这些?我说,是阿曼告诉我的,他哥哥拉都也这样说,准没错。不过,因为院子没地方了,只能种一棵椰子树了。看到椰子树,我就怀念起阿曼,想起他手臂上那道疤痕。
        我非常想回国深造,父亲也赞成,他说咱们家祖祖辈辈的人识字不到一箩筐,能出一个秀才也是光宗耀祖的事。我教书三年后,提出要回国,那时正是1960年政府下了“十号法令”之后(六十年代初的“十号法令”禁止非印尼族人在县以下居住和经商),回国潮席卷华侨子弟,校方同意让我走,我便离开了家,到北方那个陌生但却是我所向往的土地,从此便在那里生活了。
        一幌就是三十多年了,父母在操劳中相继离开了人世,我只能遥寄我的哀思,身为人子却不能在父母年老力衰时尽一份孝心,也不能再见他们最后一面,这是人生最大的憾事!
        一直到我退休后的1998年5月,我才第一次重返第二故乡印尼,探望哥姐。
        哥哥和姐姐都有了家室,在雅加达定居多年,大哥两男一女都已长大成人,大男有了家室,分开住了,膝下有个孙儿,小男有生意做,小女上大学,还一年就毕业,一家日子过得还不错。姐姐有三个女孩,一个工作了,老二也在大学里读书,小三还在读高中,也算得上小康。
        让我感到生疏的是,下一代的孩子们都不会说中国话了,汉字也不认得。母亲十七岁时过番,不会说印尼话,父母和祖父祖母都讲闽南家乡话,所以,我们哥姐仨在家里是半闽半印掺杂着说,还不至于把老祖的语言全忘了。父母去世后,哥姐没人再说闽南话了,连他们也把家乡话给忘了。唉,也难怪!入乡随俗嘛。
在大哥家里住了一些日子,姐姐也让我到她那里住几天。


六、

        姐姐家所在的住宅区是一般的中等人家,每户前后都有点空地种些花卉,这是雅加达住宅和北京的高楼住宅不同之处。她家门前的路还能走小车,后门出去就大不同了,只有一条大约半米宽的小道,只能走一个人,小道紧靠一条大约一米宽的小水沟,水沟对面也有一条半米宽的小道与房子相隔,那边的房子就不如水沟这边的房子。水沟上面间隔一段距离就有石头板或厚木板架在上面,那是让人过往的桥,石板和木板都不宽,也只能走一个人。水沟的水几乎是不流动的,有股呛人的臭味。
        姐姐家的后院最吸引我的是有棵椰子树,有三米多高了,一直向后面的水沟弯着长,植物对水都有趋向性,这不奇怪。我看了看对面的人家,庭院里也种了一棵椰子树,那棵树也向水沟这边弯着长。我沉思了许久,猛然记起小时候阿曼曾对我说:椰子树像人一样,独棵的椰子树要找同伴,它的同伴在哪儿,它就会向那处方向生长。这两棵隔着小道隔着水沟的椰子树果真是这样!我随口问姐姐:后面住的是什么人家?她说:“是当地人,一对老夫妇,跟我们时有来往,人很好。”
        第三天一早,我翻动着日历,不觉说出来:“今天是5月13日。”姐姐便说:“才来两天急什么?还早呢,多住几天,等菲菲休息,带你去Ancol 海洋馆看看。”菲菲是我的大外甥女。
        说话间,突然听到不远处有骚乱声,我们吃惊地对视了一下,便跑出门在院子里往外看,一些人也出来看,看到前面一股黑烟窜上了上空,有人慌张地跑进小巷一边说:“快进屋!烧汽车了,还有的房子被砸了!”姐姐一把将我拉进了屋,把门锁紧。
        我有点不得要领,在北京安定惯了,即使哪儿失了火,也不会害怕。可是,雅加达却不一样,姐姐和姐夫是不是有点像惊弓之鸟?后来,我才知道事态严重。
        姐夫不让三个女孩出门了,叫她们在家呆着,还拨打电话给大哥,问他那里情况如何,大哥说还没发生什么。
        骚乱声越来越大。前面的住宅比姐姐这一排要好得多,已经冒起了火焰和浓烟。我们在惊恐中觉得每小时每分钟都潜在着危险,可是我们毫无办法!最担心的是三个女孩的安全。
        有人把后门敲得咚咚响,我一惊,是不是……?姐姐和姐夫侧耳听了一会儿,说:“不是。去看看。”我们到后院从门缝往外看,姐姐说:“是对门的。”她轻轻地开了门,我看到半张布满绉纹的酱紫色的脸,姐姐还没问什么事,那人就说:“到我家避避吧,我那里安全。”姐姐带询问的目光看了看姐夫和我,姐夫点点头。
        姐姐反身把门锁好,我们三个大人连同三个女孩跟着来人走过水沟的木桥,到他家躲避。我看到他的后背有点佝偻,上身赤裸着,穿件长到小腿宽大的黑裤,看样子有六七十岁了,是个和善的长者。能在这种危难时刻出手相助,真难得啊!
        老人把我们引进屋里,他的老伴出来相迎,看来他们是商量好来叫我们去的。女主人也有六十岁了,穿件旧沙笼,上身是普通的格子花布格巴雅(kebaya,当地妇女的服装),样子也和善。
        屋子是半截砖墙半截木板墙,虽然简陋,但很干净。木板墙的正中挂着印尼巴迪布上的瓦扬(wayang,印尼民族的传统艺术),旁边有两个镶在镜框里的照片,靠墙有张宽大的木板床,上面铺着干净的草蓆。女主人搬来小凳让我们坐下,两位老人都不怎么说话,这是他们的习惯,但那和善的眼神已经和我们心灵相通了。
我随便找话来聊,问:“伯,几岁了?”“唉,不记得了。日本人来爪哇时,大概七八岁吧。”“哦,哦,一直住雅加达吗?”“不,不是的。先前住南安由。”南安由?我心里一震,紧接着问:“什么时候?”“在那里出生,在那里长大……”我不禁说:“南安由,镇子边就有大片的椰树林,那条河直通海口……”他眼睛一亮,说:“你去过?”“我也在那里出生,在那里长大。”这回轮到他问了:“什么时候?”“日本人来爪哇时,我大概是七八岁吧。”他好像找到了一位老乡一样高兴,急急地问:“那时你住在什么地方?”“甘邦(kampung,乡村。)达尼安。”“真的?我也住那儿!怎么不认得你?”这时,我仔细端详着面前这位干瘦的老人,他脸上的风霜记下岁月的痕迹,而我也一样,彼此几十年前的模样早已完全改变,哪能认出谁是谁?
突然,他左手臂上一道像蛇一样的疤痕在我眼前一闪,因为年代久了,已经没那么明显,但依然看得出来那是一道疤痕,我记得很清楚,这道疤我不会忘的!我冲动地抓起他的手臂,摸着这道疤,脱口叫起来:“阿曼!”他定定地望着我,却摇摇头,说:“我不认识你。”我大声地说:“我是多多!多多!这道疤是你从鳄鱼嘴里救了我被咬的……”他猛然醒悟过来,也兴奋地说:“哦,你是多多?是多多?”瞬间,我觉得眼眶有点发潮了。
        姐姐和姐夫有点摸不着头脑,我断断续续讲了儿时那段故事后,姐姐说:“彼此是邻居这么久,也不知道原来还是老邻居!”因为那时姐姐不像我那么野,村里的男孩她没认得几个。
        接着,彼此便互相询问这些年都在做什么。我简单的说,后来我回大陆读书,现在在北京住,这次是来探望离别了三十多年的兄姐。我问:“拉都和阿蒂怎样?”阿曼嘘唏一阵,不语,两手抱着膝,头垂得很低。一定是我触到他的伤心处了。
        过了一会儿,他用很低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65年底,大搜捕(注*)……拉都是农会的负责人,阿蒂是妇女会的成员,他们,都被抓走了……再也没回来……”哦,发生那些事件时,我虽然远在北京,也很关心,很长时间《参考消息》(注**)第一版几乎整版都刊登世界各国著名通讯社发自雅加达的消息,我每天必看,而且看得很仔细,至今对那些事件还记得。
        我的心沉下去了。我们都沉默了。每个国家的历史在改朝换代时期,几乎都会发生流血事件,遭殃的都是劳苦大众,啊,芸芸苍生,谁人曾为之评说!
        三十年,时间沉淀了太多的人事浮沉和忧伤,我们不可能还像儿时那样在椰林里撒野的玩,河口湖边那惊险的一幕也只能留在记忆的深处了。我突然想到鲁迅先生在《社戏》里描写和润土三十多年后重逢的情景。我眼前的阿曼经历了太沉重的沧桑,在他沉默的背后隐藏着多少无法诉说的辛酸!
        我换了别的话题,问:“你身体还好吧?”“托阿拉的福。”他的回答很简单。我还是想问的更多:“就你和老伴两人过?没有子女吗?”他还是答得简单:“两个孩子都参军了,一个是海军,一个是陆军,在亚齐……”我正要说太好了,却听到从他牙缝里挤出了一句:“……牺牲了(注***)……”我从心里打了个寒颤,为他叹息!
        女主人悄悄地抹了一把眼泪,她取下了墙上的镜框,递到我面前说:“这是老大,陆军;这是老二,海军,他还在努沙登加拉执勤……”她脸上掠过一抹自豪和欣慰的神色,我接过镜框仔细的看这两幅照片,身穿军装的两个小伙子都英气勃勃,苍天有眼,阿曼至少还有个儿子,那是这两个老人的全部希望和寄托啊!“老二能回来看你吗?”我问。女主人答:“有假期就回来,平时总是寄钱。”我点点头,说不出什么宽慰他的话。
        听到传来一阵砰乓的吵杂声夹杂着女人的尖叫声,三个外甥女和她们的母亲缩瑟成一团。女主人安慰她们说:“不用怕,这里安全。”
        这种时候,我们都只能是“莫管他人瓦上霜了”, 因为我们连“自扫门前雪”的能力都没有啊。我在自感惭愧之外,又感叹华人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成了人家案板上的肉——任人宰割了。
        那天中午,女主人煮了一锅玉蜀黍和番薯,说:“失礼了,随便吃一点吧。”以前,姐姐逢印尼年节,常送些东西过来,所以也就不客气了,大家就拿来吃了。
        到傍晚时分,外面平静下来,我们一再向主人道谢,便悄然地回家了。阿曼吩咐说:“有什么事,你们就过来。”
        那晚,我和姐姐、姐夫一夜不敢入眠,害怕随时再发生意外。
        天微微亮的时候——5月14日了,情况又紧张起来。姐姐早准备了一些方便食品,听到后门拍响声,一看是阿曼,我们六人就带上吃的东西从后门去他的家了。来这里躲避的还有左右邻舍的华人,每户人家都从心里感谢阿曼夫妇在危急时刻出手相助。
        骚乱过后,人人都心有余悸,庆幸的是,姐姐住的这片住宅区没有受到骚扰。而有些街区,却遭到浩劫……

        [注*:1965年“九•卅运动”后,印尼右派军人掌权,同年年底,执政者对印尼共产党及其下属团体包括职工会、农民阵线、妇女会、青年团等组织的成员,进行了大搜捕并杀害其领导人,使印尼共的势力遭到彻底的瓦解。]

        [注**:新华社出版的外国电讯资料,每天出版,在国内限范围发行,外国电讯采用全文照登,可让国内广大群众了解外国媒体的态度。]

        [注***:亚齐在北苏门答腊省,自50年代后期就与中央政府对立,发生长期的武装冲突。]
                                  七
        后来,我和姐姐包了个红包过去阿曼家,向他表示谢意。阿曼一再推辞,说用不着这样。我真诚地说:“小时候,你救过我反而自己受了伤,那时,家里穷,我们拿不出什么来回报你;这次,你又热情相助,这只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我看到他院子里那棵椰子树的旁边还有一棵嫩绿的芽,我问:“这是什么?”阿曼说:“椰子。独棵椰子结的果实不甜,再种一棵。”我突然想到我在北京种过的椰子都没种活,就说:“要是我带棵发了芽的小树苗回北京,也许能种活。”阿曼便说:“你什么时候要回去,告诉我一声,这棵树苗给你带走。”
        在姐姐家再住几天后,我又到大哥家住了。探访了一些老同学,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临走前一天,姐姐过来,带来了一个大塑料袋包。我早就吩咐过别给我买什么了,现在大陆市场繁荣,物资丰富,什么都有,我们的生活已经大大的改善了,什么都不缺。姐姐打开塑料袋的口子说:“你看,这是什么?”我探头一看,惊喜的说:“椰子树苗!阿曼家里那棵?”姐姐点点头说:“他想你大概要走了,没等我告诉他,前几天就把树苗送来给我,吩咐我一定得给你带走。”我解开来看,树苗的根部完好,还带着土,土还是湿湿的,他想得真周到!
        大哥找来一个大纸盒子,把塑料袋细心地包好,让小苗露在外面,再装进纸盒里。这是我的行李中一件最厚重的礼物,一路上,我一直把这个纸盒拿在手上,在飞机上,也把它放在我的两脚之间夹着。我嘱咐姐姐:以后尽可能多关照阿曼夫妇。她说:我会的。

        夏天,我把种这棵椰子树苗的花盆抱到楼下,让它在院子里受风吹雨淋;秋天,把它抱回屋里放在阳光照射到的窗口下;冬天,把花盆移到暖气旁,阴天没有太阳时,怕把它冻了,还用大塑料袋把花盆蒙上。椰子树喜湿润的气候,北京室内特别干燥,我就用加湿器经常给它周围喷雾水。这棵椰子树在北京经过一个秋冬,终于顽强地活了,嫩芽变得宽大,颜色也由嫩绿变墨绿。我给它上肥、松土,给它创造像热带生长的条件,几年之后,这棵树苗长大了。虽然没有像印尼那种自然生长的椰树茁壮和高大,它在花盆里畸形的矮小,但是,它是我的心爱之物。家里有客人来访,看到这盆椰子树,都会惊奇和赞叹,我站在一旁,心里除了有种骄傲和自豪之外,还对阿曼怀着无限的怀念。
        那年年底,我在小摊上看到一幅全部是风景画的新挂历,因为其中有一幅椰子树的风景,没讲价就把它买下了。回家仔细的看这幅画,我深深地被画中的意境迷住了,我敢说,这是我见到的最美的椰子树的风景画!
那个月份过完,我撕下这幅画,把它镶在镜框里,挂在书桌靠边的墙上,每天看书疲劳时,眼睛就移到这幅画上,人就像走进了画中一样——
        画面是南国的海边,左侧一小片陆地挺立着十几棵稀疏的椰子树,陆地一直延伸到画面的中央,沉没在一片湛蓝的海水中,一抹白色的薄云轻轻的飘在空中。远处,蔚蓝色的天和蔚蓝色的海浑然连成一片,分不出哪是天哪是海;温柔的浪花拍打着椰子树下的陆地,溅起白色的浪花,宽大的椰树叶摇曳婆裟,好像有阵阵海风拂过一样。整幅画的主色调是蓝色和白色,陆地是浅黄色,给人辽阔明朗而又舒畅的感觉。看着画,你的思绪一下就放松了,心境像海一样纯净了,我又回到儿时的海边,回到熟悉的椰树林……
        椰子树没有枝杈,只有一根树杆直插天空,它在风雨中永远都是挺立着的,它的果实落在哪里,海水把它带到哪里就随地生根发芽;它给人们的,永远都是奉献。


2007年3月完稿于北京
(原载于雅加达《商报》副刊,2007年7月24日—9月1日)

   
备忘录

        写这篇小说时,我在北京首都图书馆查阅了自1965年10月至1966年12月的全部《参考消息》,几乎每天都有刊登印尼“九•三O”事件的报道。我还查到了一本美国中央情报局写的《印度尼西亚一场适得其反的政变》调查报告翻译本,译本书名改为《印尼“九•三O”事件》,此调查报告对该事件的经过有详细的叙述。在印尼发表这篇小说时我还有某些顾虑,因而对“九•三O”之后发生的事件仍然不敢写深,没有写阿曼其兄拉都和妹妹阿蒂是如何失踪如何死的,在收编成书时,我在此录下几段外电报道作备忘:

1965年10月12日英国《每日邮报》11日从新加坡报道:
单在雅加达一地,在过去一周的清洗中就有1500多名共产党员被捕。

1966年2月12日《参考消息》登  英国《每日电讯报》10日报道:
最近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消息说,自10月1日政变以来,遭杀害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员人数已达到25万,大屠杀主要发生在中爪哇。

1966年2月24日《参考消息》登  美国《华盛顿邮报》17日、18日连续刊登该报记者卡诺从雅加达发回的电讯,标题是《在报复的骚乱中死了五十万人》,摘要如下:
近在十天之前,在我们访问过的爪哇一些地区,屠杀还在继续进行。一名地方官员对我说,接连发生的事
情使人想起法国革命时代的恐怖。……美国中央情报局写的调查报告翻译本,第67页有这样的一段:……

1965年9月的印尼政变,很可能被证明是战后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它的政治影响不但改变了印尼历史的整个进程,而且对世界,特别是东南亚的政治舞台,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政变后的三年里,我们看到印尼发生了三件事:(一)对共产党组织进行了大规模清洗,这是当代最触目惊心和最集中的血腥屠杀事件之一,有数以千计的人丧命……据估计,在政变后对印尼共产党的血腥镇压中,被杀人数从87,000(印尼官方的估计)到500,000 不等。87,000这个数是苏加诺任命的调查印尼反共大屠杀的官方委员会所提供的数字,被认为是最准确的数字。但这个数字可能太低了。美国大使馆估计的数字接近250,000人。……关于这次印尼政变的死亡人数,从来没有也不会有一个可靠的数字。但可以肯定,被杀害的是相当多的。仅爪哇岛一地的屠杀就使“茅茅大屠杀”(指五十年代对肯尼亚茅茅运动的大屠杀——本书译者注)和刚果的大屠杀相形逊色……印尼这次反共大屠杀,与三十年代苏联的清洗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纳粹的大屠杀都属于二十世纪最残忍的大屠杀之一。在这一点上,印尼政变肯定是二十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比受到更为广泛宣传的许多其他事件重大得多。……

        在小说里,我只用阿曼的一句话和他的沉默把以上的事件带过去了,读者会理解,那段历史沉重的一页留给当地本族的写作者去完成吧。


2009年4月出书前

更多请看《椰子树下的故事》目录
http://www.qiaou.com/uqiaou110/40235-486947.aspx

 

Posted @ 2011/9/20 14:17:29  阅读( 6634)  评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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